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补充抑或摒弃——基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思考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批评,主要强调社群概念,批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我观、原子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除对其回应以外,还指出了社群主义的六大理论缺陷。事实上,社群主义并非是对自由主义的摒弃,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着共同之处。     

个人与社群——从社群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方法论方面看，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和自我，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是社群；从价值观上说，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和普遍的善，然而二者都没有真正解决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民法中意志的第三次嬗变

纯粹的个人自由意志仅有在理论上的意义,个人自由意志只有通过交往在实践形成共同意志才有真正的意义.把权利放在群体中观察,给意志以背景,这样的自由才能具有实践理性能力.这个过程恰恰是伴随着社群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挑战”而逐渐形成的.从自由意志向统统意志的转向是民法意志的第三次嬗变.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制度正义与道德教育二者并重——社群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述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探讨和实践过程中,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公平正义观进行比较,是有借鉴意义的。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沃尔泽的平等观探析

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最有力批评者应运而生.在平等意味着社会正义的时代语境里,沃尔泽是社群主义阵营中惟一提出平等观并建构起理论体系的思想家.沃尔泽的平等立足于善,善的社会意义的多样性决定了平等的复杂性.复合平等是沃尔泽的平等观,相应的正义观为多元正义.复合平等不是对不平等的解决,相反是对不平等的妥协与默认,它只能作为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平等观的参照点.     

弗格森的自由观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之一的弗格森那里,自由问题也是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总的来说,弗格森的自由观更倾向于积极自由式的自由观,他的自由观与共和主义思潮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有相当的距离。     

个人与社群——马克思主义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兴起.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双方的论战来看,二者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理论上都存在明显分歧.前者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后者是个人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方法论.从价值观来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个人权利是他人行为的一种边际约束;社群主义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的优先性,社群本身就是一种善.但是,二者都未真正解决人的本质,以及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只有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解决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并超越关于个体与群体对立的观点.     

马塞多的美德观解读

斯蒂芬·马塞多对社群主义者、传统主义者的批评和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性观点予以反驳,并结合自由主义宪政实践,通过论证"美德"与"自由"基于"公众证明"的兼容性,构建一种"自由主义美德"。他的这一美德观既阐明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又论证了自由主义与美德、公民身份、社群的兼容性,且注重理论研究同社会现实生活相连结。但同时,他的理论也蕴涵着一些难解的矛盾。     

西方共同体主义及其中国意义

西方共同体主义是一种思想传统悠久并具有极强实践面向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是对作为西方主流政治话语的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完善,在原子主义自我观、权利优先论、消极自由观、政治碎片化和价值中立观的批判方面卓有建树。作为思想他者的西方共同体主义在质疑普世主义、构思公共领域、强调历史叙事意识、重构现代性观念等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国家认同研究

文章在梳理国家认同思潮演进的基础上,对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国家认同思想进行研究,逐一分析了其在"自我"、"社群"及"国家认同"等概念上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社群主义国家观的理论价值与缺陷,以及其对我们当前的启示。     

评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观

胡适是始于“五四”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使西方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信仰自由主义的胡适,在三十年代却转向了对专制独裁的政治依附,这也是历史事实。八十年代的胡适研究,侧重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分析批判,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使个人自由权利与社群共同体之善的矛盾关系成为焦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为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者统一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赫斯提出的"和谐共同体"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促使马克思推进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结,把对共同体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并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之上。     

人类：社群地追求自由权利的生成性存在

本文探索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论争: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哪个是第一位的因素?通过考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主要观点的成因,我的结论是:两种不同的观点,除了社会阶层的利益根源之外,也许更多来自认识论。     

论证据裁判主义的法理基础--兼谈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支撑

证据裁判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反专制在刑事诉讼领域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被追诉者有免于不当追诉与惩罚的自由、以诉审分离的理念与原则为法理基础的，其价值在于在司法证明中对追诉权予以制约，对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我国证据立法应该确立证据裁判主义，但是其理论支撑不应该是西方自由主义，而应是与我国当下思想观念相吻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现。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性别正义

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通常给人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印象。女性主义对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方式、基本理念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在其中性别正义是缺失的。性别正义缺失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为实现性别正义,必须超越这种二分法。     

Gender Justice in the Perspoctivo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通常给人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印象。女性主义对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方式、基本理念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在其中性别正义是缺失的。性别正义缺失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为实现性别正义，必须超越这种二分法。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自由观的三重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自由”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观的部分认识有待澄清：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追求新闻出版自由，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希望通过理想立法来实现自由。这些有待澄清的认识往往忽视了“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物质关切与建构思考。马克思这一时期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已经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超越，他批判消极自由的狭隘性，初步显露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提出“真正的自由主义”以彰显自己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区分；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涉及对物质利益的考察，初步构建了全新的权利-能力型自由，强调自由的实现能力与物质基础；最后他还呼吁善法的构建与法律承担者的责任，并开启了对社会改造的自由实现路径初步认知，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