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程序正义与中国法治建设浅析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中国现实中的"程序正义"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和制度缺陷的现实表现,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它需要经过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磨合,还要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断的融合与整合。本文认为实现程序正义是贯彻法治的必由之路。     

论社会文化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刑法规定的，但不同的国家关于刑罚的规定却不尽一致。这说明刑罚设置与国家的现实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立于社会文化的视界，本文从社会文化演进、法文化传统、社会哲学基础、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五个方面展示了社会文化对刑罚的诸种影响，使刑罚在与社会文化的联网中得到了透析。     

探寻基层信访背后的成因——基于法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通过对基层信访现象成因的分析，可以合理地看待“信访洪峰”的到来，可以理顺信访关系中种种的复杂关系，从而为解决现实中的很多社会问题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信访者的认知状况、心理需求和传统文化观念是决定他们进行行为评估和选择的重要主观因素；信访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客观条件又制约着他们的选择行为，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和心理；信访的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司法等渠道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种种缺陷又加大了信访者选择信访的倾向性。     

论法治下的奉法良俗

当中国真正意识到选择法治道路是无法回避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都无法找到可以凭借的支撑法治建设的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基点，面对着历史长河中的能够和法治勉强粘连上的残缺的记忆和现实社会中的缓慢积累着的零星的法治观念，面对着积重难返的民族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在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着的现实面前，左支右绌的法治实践，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耐心地、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去培养法治的长远基础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原因探析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交锋的过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所不能化解的问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任务，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的历史必然性选择。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法律移植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对法律移植效果的文化分析

法律移植是不同的文化之间及传统观念与现实之见相互碰撞融合过程，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吸收借鉴发达国家或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技术以实现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移植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实、制度与意识等全方位的关系，而它的关键则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认同。     

文化取向：跨世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之震源，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并对高校校园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波，使青年大学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多元文化与价值冲突，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传统的单一的政治取向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与大学生主体选择的客观要求，必须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方法加以变革。以文化为主线，以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取向为主体，构建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     

《法庭内外》

在作者看来，法律是传统道德与社会良知的积累，是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是人类理性的导向，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所以，法律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是社会，社会的背后是文化。德国法律则印记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所以，作为一个旅德的法律专家，作者告诉那些希望在欧洲开辟自己事业的中国人，只有面对社会现实、结合法庭实战理解欧洲法律，才能领悟欧洲法律的精髓，才能手持法剑走向欧洲。     

论传统社会的契约文化及其现代化改造

契约文化和契约精神并不相同，契约文化是指关于契约的精神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的总和，而契约精神则指西方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包含着自由、平等、守信等精神。基于我国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传统社会中缺乏产生。现代契约精神的土壤。但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契约文化却在我国源远流长，以至于一些内容和契约精神还有契合。追溯历史、远瞩未来，我想就传统社会契约文化的表象、体征以及现代化改造路径进行探求，见教于方家。     

贪墨文化和中国社会痼疾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传统文化里的某些负面成分也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生活,比如,传统的"贪墨文化"就是现在社会上贪污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源头。     

控辩交流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考量

任何制度或者原则的生成、存在并发展壮大，必须有适合其生长的条土壤。控辩交流合作的存在，不仅仅是诉讼效益、控辩双方的需求等现实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的它还必须与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基因”相匹配。因此，研究控辩交流合作就应当考察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我国传统的“和谐”理念和近代的“契约“观念为控辩交流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对农村社会法治建设去封建化的对象定位思考

本文从农村社会外围环境和农村社会自身两个方面出发，探讨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及其行为的影响所在，寻找农村社会法治建设中去封建化影响的切入点，为农村社会去封建化道路选择起点位置和要去封建化的对象目标。     

文化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

欧阳坚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单独部分来论述和部署，这在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当中尚属首次。中国社会正在向着越来越重视文化、越来越有利于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格局中，文化建设将会有更突出的地位、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为。第一，文化既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未来的选择。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关于我国设立亲权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

关于我国设立亲权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刘引玲在身份权日渐演变、隐消的现代民法中，唯有亲权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地位和现实社会价值，并在大陆法系的各国民法典中有较完整的表现。与此相反，在曾经是亲权法文化传统特别厚重、亲属或家庭身份伦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民法体系...     

民族地区法律贯彻问题浅谈

民族地区的法律贯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好这一工作，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及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仍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中，有一些与我国刑法等现行法律存在着差别，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经济法制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经济法制·张勇张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实践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但由于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形成发展中的外部环境的不同，使其在体系及内容上又难免良莠混杂。这种现实决定了对其进行整理和改造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文化·罪犯改造——兼论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的关系

传统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人性的回归，即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人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罪犯恰恰是脱离了传统文化链条的维系，迷失了人性，才走上了犯罪道路的。文化塑造了人，犯人也不例外；传统文化的特性与民族精神的因素在罪犯的头脑中残存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罪犯改造具有重要作用。正确理解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的关系，运用传统文化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帮助罪犯找回迷失了的人性，使其回归社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