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大贪官戚火贵的逻辑

余秋雨在回答余杰对他“文革”经历的质疑时，说：“作为一个有逻辑能力的大学生，他难道分辨不出，他的指控早已不属于‘忏悔’的范畴，而是必须捉拿归案的问题了？！捉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人，一切使这个人（指余秋雨本人）漏网，又使这个人担任高等学校校长的大量审查机关、批准机关的领导都要—一受到法律严惩；如果万一不是这样，那么对不起，法律只能转过身来做相反的事情了（指惩办余杰诬陷诽谤罪──鄢）……”（《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２８日） 这与他把人家对他的批评跟盗版集团硬扯在一起一样，显然是虚张声势恫吓，因为当…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行走在爱与被爱之间

余秋雨和马兰在合肥的家有个极雅的名字——兰室雨轩。字是余秋雨题的,不像是他常写的行书或正楷,看上去怪怪的,自成一境。为推荐马兰“入选”靳羽西的《亚洲漂亮女人》一事,我拜访了绿木掩映中的兰室雨轩。房门打开,现实中的余秋雨儒雅、亲切,一副金属架眼镜给他学者的沉稳平添了几许时尚的气息。最出人意料的是他看上去比我想的要年轻许多。“我     

真伪之间——评贾永祥的忏悔

最近听了沈阳“慕马案件”的重要涉案人员、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判刑后的一次忏悔发言。贾永祥的腐败行径触目惊心，其痛心疾首的悔悟也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是一篇有用的反面教材。当然，这类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并不能因其忏悔而减轻人们的愤恨，他们的忏悔也绝不是自我的良心发现，而是撞了南墙才想回头，不值得同情。贾永祥确实是在认真忏悔，但他的认识也是有限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自己的审判才刚刚开始”。所以，就他的犯罪事实和忏悔进行剖析，对我们利用好这个反面教材，是有必要的。两面性———腐败分子…     

关于发挥党支部监督作用的思考

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反腐倡廉工作中 ,党内监督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曾指出 :“坚持标本兼治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我们对腐败现象进行认真的剖析 ,就会发现往往正是由于失去了监督而导致了腐败产生 ,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点从腐败分子的“忏悔”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原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在自己的“忏悔”中说 :我本人经常以“特殊党员”自居 ,脱离组织生活和组织监督 ,即使有也只是走形式。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     

《“四人帮”兴衰》采访手记

“文革”,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 为了写作百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衰》,这几年我访问了许许多多卸了妆的“文革”演员。我发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变得冷静、客观,对着我的录音机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一位原是研究历史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对我说:“我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写文章不实事求是。我把我的历史教训告诉你,希望你在写作中遵循历史的原则——实事求是。司马迁的可贵,就在于实事求是。我跟你谈‘文革’,也愿本着这样的原则——实事求是。”如此坦诚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这样,我们之间不再隔着鸿沟,而是有着共同的目标——撩开“文革”迷雾,写出历史真相。 我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重听一盘又一盘采访磁带,写下这篇采访手记,算是写作《“四人帮”兴衰》历程的一点回忆……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文革”中的一段轶事─—“形象思维”蒙难小记

“文革”中的一段轶事─—“形象思维”蒙难小记宋锡仁说来也怪，“文革”中我竟与“形象思维”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曾伴随着我度过一段艰难苦涩的岁月，成为患难之交。每想到它，心头就很不平静。过了若干年之后，记得是１９７８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去逛书市，，忽然盯住一...     

由“黑五类”说到健忘症

30年前的此时,一场旷古未闻的人类劫难正笼罩在中国的上空,这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演进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那场“内乱”已过去30个寒暑了。很少有人注意,也很少有人提起,今年正是“文革”30年祭。 对于大多数35岁以下的青年来说,“文革”大概只是一个缺乏内涵的空洞概念。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缺少切肤之痛,因而说起“文革”,在无知的同时,似乎还隐约带有一丝兴奋和好奇。去年夏天,我有幸同十余位中直机关的团干部赴湘考察。因为都是年轻人,旅行的气氛煞是活跃,一路笑语,一路歌声。唱到兴奋处,有更年轻的朋友带头唱起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注意到,车内除二三位年龄稍大的同伴以外,其他人都以相当投入的热情引吭高歌。被裹挟在热烈的气氛中,我没有勇气打断歌声,让大家扫兴。但适才美好的感情一下子荡然无存了。毫无疑问,在座的朋友都是起码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说他们无知、似与他们的教养不协调;说他们对“文革”有感情,未免上纲上线了。那么他们何以一首接一首,乐此不疲地高唱“文革”歌曲呢?我想,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在他们音乐的耳朵刚刚“打开”的时候,包围在他们周遭的,使他们无法不     

三十二年的深情追求——爷爷与《李先念在1946》

那个年代生存着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倔强地试图挣脱世事无形的束缚,渴望自己能够支配那不可捉摸的明天,都曾经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下迈着蹒跚的脚步,去寻找一方心灵暂时栖息的场所。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只能模糊地对30年前的岁月有这么一个模糊而肤浅的印象。但我的爷爷从那个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深情追求,却让我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感悟,它们具有沉甸甸的分量。“文字工作好似一把梯子,我在这把梯子上一格一格爬了十多年,跌下来了。”这是在十年“文革”中爷爷对自己遭遇的形象概述。那时候,爷爷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当作废纸卖了,只留下《毛泽东选…     

“伪忠诚”面具下面的贪婪

<正>“贪权、贪财、贪色、贪玩……我的问题太严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书记李新元声泪俱下地忏悔道。这是2023年1月15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播放的专题片《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示》中的画面。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阵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体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忏悔须及未死时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书生在某个雨霁月明之夜邀“泉下诸友”共饮。众鬼来时,书生问他:“公等何故不轮回?”鬼说:“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堕狱矣。我辈十三人,罪根未满,待轮回者四;业报沉沦,不得轮回者九也。”问:“何不忏悔求解脱?”曰:“忏悔须及未死时也,死后无着力处矣。”最后,鬼们畅饮而去,还不忘回头叮咛曰:“饿鬼得饫壶觞,无以报德,谨以一语奉赠,忏悔须及未死时也。”也许,这只是风流才子纪晓岚杜撰的一则寓言,他要借“鬼”话来告诫世人:要想忏悔,须抓住时机,当机立断,不然,错过时机,忏悔也就成了“马后炮…     

明星涌进文坛,喜乎?悲乎?

据某报载,时下,“明星族”加进文坛的越来越多,有的充当了某报特约记者,有的在一些报纸上开辟了专栏,成了“专栏作家”,有的进了作家班,有的因写了自己的从艺经历被吸收入了中国作协、因而有的“星”也步其后尘写起了“自传”……看来,寂寞、冷淡的文坛,是要红火一阵子了。 可是。这事儿越想越让人感到有些邪乎。能进文坛,照理说应是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的实力和成就,可为什么总没看见这些“星”们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除了个别人尚算得上有点作为外,其余的一串名单何曾见过有什么大作?当然,我不否认他们是明星,但也只是他们”那一     

论“超越”

几十年前,巴人先生曾提出过“学习鲁迅超越鲁迅”的口号,七、八年以前文坛又重提此事,引发一场争论,笔者当年也曾参与争鸣。有人认为“超越鲁迅”的口号不现实,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我则对“悲观论”持反对意见。我认为,新时期杂文特别是近几年来的杂文,其发展趋势和水平已证明了“悲观论”的破产。尽管目前海内处第一流杂文家中还没有谁能真正做到全面超越鲁迅先生杂文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但从总体创作水平来看,当代杂文的创作水平不仅远远超过“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在“文革”初期流传很广，使用率很高。这句话鲜明、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下部和基层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茫然无措的状况。这是一句很有时代意义的话。     

筑牢心中的“警戒线”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钱是赃款!早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打死我也不敢收。”“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各种诱惑时，必须慎对‘小意思’的感情投资、慎入‘小圈子’结党营私、慎进‘小场合’饮恨失足、慎耍‘小聪明’误事害己。” 这是两名已经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贪官痛彻心扉的忏悔。他们之所以失足落水，就是因为在种种考验面前，“警戒线”没有发挥警戒的作用、丧失了“把握住自己”的能力。     

“文革”忆旧

相对于狂热、迷茫的“文革”,如今宽松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嚼咀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六十年代后期,“文革”如火如荼。生产队长派我这个“黑五类”子弟写语录牌、画毛主席像。队长给我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干吧,稍有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不干吧,那活路实在...     

乐当配角是大智慧

近读方蕤女士写王蒙的一本书,生发出一点感想来。1979年6月,王蒙夫妇从新疆回到北京。方蕤的一位同学问她:“你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六年,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方蕤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收获可大了:第一,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第二,深入了基层,和维吾尔农民打成一片,交了许多朋友,写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革’期间我们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陲,那里简直是一座避风港,在关键时刻,被善良的维吾尔农民保护起来了……”孰料这滔滔不绝的回答,并不能令同学满意。“我问的是你,是你自己怎么样?”同学穷追不舍。方蕤愣住了,她写道:蓦地,我哑…     

贪官们的忏悔书为何雷同

曹桂芳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因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她在忏悔书中说，“直到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8月5日《检察日报》） 有人说“贪官一忏悔，人们就发笑”。声泪俱下、扭捏作态的忏悔“八股文”我们已经看过不少：工作前期必定是廉洁奉公的，对金钱没有太多想法，后来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