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学习推动风险治理制度演进的逻辑——以2003-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危机学习中提升适应性治理能力是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抓手。在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驱动下,我国政府形成了通过危机学习推动风险治理制度演进的“中国模式”。为了明晰这一经验,以2003-2020年间11个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案例,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来构建分析模型,并运用制度语法学进行信息提取。危机学习推动风险治理制度演进的逻辑体现为学习动力、学习体系等。在学习动力方面,经历了情境回应、体系赋能、探索创新的不同阶段。学习体系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型政府,以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结构。研究推动了危机学习与制度演进在交叉领域的理论对话,为本土化危机学习研究提供参考。     

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

互联网普及重塑着国家社会关系,驱动着网络问政等政府回应制度的形成及扩散。地方政府在中央压力、社会驱动、地方创新和政策学习等驱动下,逐步建立多元化网络问政制度,现有研究未能从制度视角讨论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本文以2009-2017年各省网络问政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网络问政制度在我国的扩散态势、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考察了多元化制度模式下的回应绩效。回应制度扩散呈跨区域与邻近区域学习共存的全国互动模式,且在制度设计上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存。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运行模式,凸显出差异化回应绩效。总之,本研究为建设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优势决定着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优势作为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彰显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源性优势、研究生教育的人民性的价值性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性优势以及全面依法治教的保障性优势。从转化的指向性出发,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度优势的转化需遵循“价值-效能”逻辑、“制度-效能”逻辑以及“治理-效能”逻辑。基于此,为有效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生教育治理理念、形塑多元主体共治的研究生教育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以及构建数据驱动的研究生教育治理范式。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形式赋值质变为"人机智能治理"的实质赋值。选择"赋值"术语工具、赋值理论和赋值分析方法,以分析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作用国家治理,将有助于探明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智能政治学以及国家智能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     

空间秩序的构建：基层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青浦区“城中村”改造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空间秩序构建，是实现我国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采取田野调查法，对上海市青浦区“城中村”改造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结构性赋能、产业赋能和利益赋能构成了基层治理良性运行的底层逻辑，但是产业培育缺失、风险控制不足、政策路径和规划布局不够全面等现实困境对基层治理效能产生了阻滞效应，为构建良性治理格局，实现空间秩序的有效生成，应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激励效能。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新常态下实现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路径——以创新驱动为视角

国家治理是国家产生以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经济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经济活动与治理关系的反映。本文以创新驱动为视角,认为实现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机理的本质是刺激内生增长,内在动力是提高竞争优势,外在动力是转换政府职能。由此,提出实现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对策: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改革。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样态及其机制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政府创新案例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是当代中国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以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为分析对象,建构"政府—制度—社会"分析框架,创新"深化发展"是政府嵌入、制度优化和社会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原地踏步"是政府积极动员、制度逃避和社会依附的原因;创新"动力衰竭"源于政府脱耦、制度困境及社会脱嵌。只有建立政府行动机制、制度改进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地方政府创新才具有可持续性。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领治理体系创新--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社会管理到多元复合治理、从传统行政管控到现代协商民主的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随着当今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如何在新的治理体系中创造性地展示、创新性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亟须我们深入探究。通过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不仅不能缺失或弱化政府的作用，而且更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以引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跨界水污染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区域公共管理视角的考量

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并不是单个地方尤其是单个地方政府所能完成的。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治理制度安排。这种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环境的创新及组织安排的创新。各地方政府必须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积极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进而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伙伴关系、双赢或共赢的治理机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根源及价值诉求——兼谈社会冲突与和谐社会

社会冲突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根源。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多发,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对此,我党先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及＂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等新理念,指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是社会管理创新,确立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现实表明,社会管理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然相去甚远,社会冲突还未有效化解,社会管理创新亟待加强。就此,应整合社会管理资源,从思想、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试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特点

政府绩效管理是衡量和评价一个政府行政作为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企业的绩效管理,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已经成为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和加强政府行政执行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鉴于政府与企业的性质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政府绩效管理有着不同于企业绩效管理的一些特点。为了不断深化和加强政府绩效管理的作用,实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研究和探讨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我国改革中依法行政主体的基本类型

依法行政主体无论是在观念意义还是在法律规定上,在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中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清晰的概念。依法行政主体不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整体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仅仅指公共行政事务的承担者,从行政法治角度而言,凡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的主体,都必须依法行政,都是依法行政主体。法律学上的主体无非有组织和个人两类,依法行政的主体也限于组织和个人两种。但是,那些组织和个人能够承担公共行政事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就是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也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完成,其中对公共行政概念、范围的理解,公共行政组织社会形态的定型,传统上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管制行政向治理行政转变等等的改革成功,都是确立依法行政主体理论定型化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