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及对策

谣言盛行,每每催生或伴生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是为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谣言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源。谣言具有"社群共享"性质和"非理性"的一面,但是谣言也反映着社会精神状态,是一种表面扭曲但是底层真实的民意表达。近年来,高风险的领域也正是谣言的多发地带,这一契合性体现出大众对风险的感知和不安情绪。风险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媒介化特点使谣言的传播形态有所改变,为公共治理设置了难度和挑战。"辟谣"只是应急机制,积极培养公众对于谣言的"理性的怀疑意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双元属性及地位之考察

作为当今各国社会中影响日益广泛和增大的“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社会公共组织在宪法上具有双重的属性和地位,这突破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双元的宪法主体结构及其相关的传统认识。在与国家的关系领域中,它具有个体性和权利性,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与公民关系的领域中,它又具有公共性和权力性,是宪法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二元属性,一要在分清不同关系领域的前提下予以坚持,二要梳理、协调好社会公共组织与国家、公民三者之间的宪法地位和关系。     

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内涵众说纷纭,与宪法实施相关的概念很多且相互关系混乱,影响了宪法学的研究,有必要根据宪法文本加以厘清。宪法遵守和宪法执行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宪法遵守侧重不违宪,宪法执行强调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依宪立法、依宪解释都是宪法执行的形式并各具特色,宪法监督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     

论宪法秩序与社会和谐

秩序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二者具有统一性。基于二者的统一性,宪法秩序作为秩序的一种,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建构宪法秩序,实现社会和谐,须建设其外部环境,加强宪法自身建设,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社会主体的宪法行为。     

社会结构与统一战线的宪法定位

人民性是我国宪法的根本属性,人民亦是社会结构与统一战线的主体。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与统一战线的变化发展,我国宪法的历次修改亦体现了这些变化与发展。而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更是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重组,这标志着统一战线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公民权益和社会权利的宪法定位的不断提升。     

论宪法权力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公共权力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 ,公共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另一方面 ,公共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在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将公共权力转化为宪法权力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是人类政治行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

社会风险、风险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虽有联系,但在时间的维度上、社会的内涵上,风险的内涵、范围、来源、预警及其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正确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就不会误用这两个概念,更不会把它们混同为一个概念.     

论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处理的宪法基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信访制度,是党的要求,也是社会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处理作为一种创新措施,对于信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有其独特的原因,对“社会力量”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条文规定和宪法精神角度为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寻求宪法依据,有助于对信访中社会力量的定位.     

国际关系对宪法发展的影响及其最新动态

国际关系是宪法运作的外部环境 ,国际关系的发展成为宪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近代宪法产生以来的国际关系与宪法发展的联系 ,可以明晰世界范围内宪法产生、发展的脉络 ,也将有助于把握未来宪法发展的最新动态     

税收之宪政语境

税收作为国家存在及其运行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使我们在面对税收之相关问题时,不得不将之置之于宪政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解读。宪政语境中税收概念的厘清和界定,为更好地探讨税收国家中依法治税、完善民主机制等问题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     

和谐社会及其法治特征——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现代性危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理论及其制度博弈的极端化反映。从1980年代开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走出了理论极端化误区，开始吸收对方理论的合理性因素，追求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以和谐社会为核心的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理论为当代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谐社会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容并蓄的社会；是以立宪主义宪政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社会自治制度完善发展的社会。     

宪政下的公共财政与预算

公共财政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财政转型的目标定位。宪政下公共财政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互动。公共财政应当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宗旨,以充分实现财政民主为核心,以财政法治为保障。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政府预算基础之上的财政制度,预算制度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规范。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我国应坚持财政法定原则,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完善预算法,加强预算监督。     

论财政税收法研究中的宪法之维

本文从国家观、宪法价值、财政法定位、财政法的概念、体系、基本原则、财政法的合宪审查、宪法分析方法与资源界定等方面,对财政税收法的宪法研究范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提炼。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既有其必要性,也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法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主要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     

财税改革: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趋势仍未根本扭转 ,国债依存度过高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缺陷 ,财政改革尚未到位。财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公共财政 ,近期改革应着力于健全收入机制 ,创新支出管理 ,改革社会保障机制 ,建立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及其法律规制

网络虚拟财产基于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服务合同产生,具有债权属性;而它在特定范围内的对世性和直接支配性,又使之兼具物权属性。发生在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日益增多。虽然我国对此类纠纷的法律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涉及,但在立法上至今仍是空白。因此,应当加强民事、刑事领域的相关立法,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内幕交易及其法律规制

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或其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以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活动.内幕交易导致了众多的不良后果和交易风险,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了严重损害.因此,必须加强对内幕交易的预防和监管措施.我国已经构建了内幕交易监管的立法体系,然而这种法制体系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要加以不断完善.     

告知承诺制及其法律困境

结合告知承诺制的具体实践,首先,探讨了告知承诺制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及其对行政管理方式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本文指出了告知承诺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例如制度创新的法律困境问题、告知和承诺的法律属性问题以及告知承诺制下的法律责任分配和承担问题等;最后,本文提出了解决告知承诺制实践中法律问题的根本对策是废除告知承诺制本身。     

法律职业者与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需要并造就了法律职业者 ,反过来 ,法律职业者又成了法治社会的一根擎天柱 ,是法治秩序的忠实维护者。但是 ,法治社会中形式化法律的弊端 ,加之一些人为力量的推动 ,使得法律发展出现了反形式化的现象 ,这又威胁着法律职业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