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     

欧盟绿色产业政策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提出碳中和目标并加大绿色产业扶持政策力度,“以立法促产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特点。在中国绿色产业处于全球优势地位、美国借《通胀削减法案》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压力下,欧盟以抢抓全球绿色经济新机遇、对冲全球绿色产业政策竞争压力、谋求能源安全长远保障为目标,围绕绿色产业发展的顶层战略设计和资源统一调配,推出以“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为总体框架的一揽子绿色产业提振政策,构成欧盟加强扶植本土绿色产业发展的总体政策纲领。虽然中国绿色产业实力雄厚,产业链供应链国际融合度高,但欧盟作为中国绿色产业主要出口目的地与合作伙伴之一,其绿色产业本土化趋势或将降低对中国低碳技术产品的进口需求,给中国绿色产业优势地位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并加剧中欧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的竞争摩擦。当前形势下,利用欧洲能源结构调整契机,主动运筹对欧关系,稳定中欧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深化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是维护中欧关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产业政策能否提高企业绩效?——基于德国高科技战略的实证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随着近年来新产业变革的来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德国联邦政府开始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作用。2014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新一轮高科技战略,选出六大领域进行重点投入,旨在提高德国在新兴行业的创新能力。本文旨在研究德国政府在高科技战略中的角色,并使用德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高科技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德国的政策实践侧重促进价值链上游活动和前沿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德国企业销售额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作用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不过在区域发展上,高科技战略对经济更为发达的德国西部联邦州更为有益。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韩国的产业政策及其国际比较

一、推行恰当的产业政策是韩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业政策”这个术语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被采用,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力推行具有特色的产业政策,因而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根据自己的情况,并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从60年代初起制订并实施了更加明确的产业政策,颇见成效,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短短的二     

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演变——基于WWZ增加值贸易分解法

基于WIOD数据库,对韩国增加值贸易进行测度并分解发现,2000年以来,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已从对美国的高依赖逐渐转变为对中国的高依赖;各国(地区)在韩国出口中的相对贡献程度发生了变化。排前三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指数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德国和日本对韩国的相对出口贡献指数在缓慢下降,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指数变化较为波折。韩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参与程度不同产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比下降,中间产品的出口占比增加,全球价值链在逐渐拉长,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逐年提高;制造业的参与程度要大于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以及服务业。     

中日在稀有金属领域的战略博弈——兼评中国稀土产业政策效果

日本本土稀有金属资源极度匮乏,但却是世界稀有金属消费大国和应用强国。随着稀有金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日益广泛,中日两个稀有金属资源和应用大国在该领域展开了数轮博弈。为应对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日本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政治、外交手段,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市场化为基本导向、官产学联动的稀有金属保障战略体系,有效缓解了其国内稀有金属供给趋紧的压力,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稀有金属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中国稀有金属的资源优势未能上升为产业优势。借鉴日本稀有金属保障体系,应加快构建稀有矿产资源国家战略,推动稀有金属产业链向高端环节延展,切实维护国家资源安全。     

美国贸易逆差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体规模呈扩大趋势,服务贸易则一直表现为顺差。因统计方法不同,导致逆差总量存在差异。2000～2014年,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贸易逆差小于传统统计方法核算的贸易逆差。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相对优势的地位,以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代表的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处于上升态势。对增加值核算下美国贸易逆差和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优势的研究证实,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并未致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崛起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美国的北极战略

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北极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双重身份,这对其北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将北极战略嵌入其全球战略之中。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美国的北极战略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层面出发,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美国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突破口,获取北极治理的领导权,进而构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秩序。在美国北极战略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北极治理的中心议题,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管理得到更多重视,北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更趋积极;同时,北极治理机制仍然呈碎片化状态,北极理事会难以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国内利益集团诉求各异、美俄关系前景堪忧、美国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能否成功实施其北极战略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随着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挤压。"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稳固西北、经略东南"的战略指针,是中国针对美国从海洋方向实施的战略围堵,在欧亚大陆依托陆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抓手;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通过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框架,重视自身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与美国开展软实力竞争提供了平台。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共同发展,从而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韩国的产业政策及其国际比较

韩国的产业政策及其国际比较李京文一、推行恰当的产业政策是韩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产业政策”这个术语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被采用，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力推行具有特色的产业政策，因而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     

日本“入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

日本是1955年9月10日正式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入关”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本文仅就日本人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进行初步的分析。为便于看清日本政府在“入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我们仅对日本入关前后各10年的时期进行研究。一、“入关”前的产业政策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经指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换句话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而抑制其它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①“入关”前…     

执政党领导力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基于对印度尼西亚的过程追踪研究

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文章假设这一现象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效能，并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对执政党领导力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印尼专业集团党内部的威权结构阻碍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民主党通过内外政策弥补领导力的相对不足，带领该国吸纳外资并实现快速升级；民主斗争党领导力由弱变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循环，但碍于连任压力升级进程又趋放缓。文章通过对案例的过程追踪发现，执政党内部领导力取决于政党的中央权力结构，影响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执政党外部领导力取决于执政联盟的大小与政党代表性，决定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及贯彻实施的效率。前者通过顶层设计奠定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后者通过政治过程决定政府对要素流转的调控效率，两者分别从意愿与能力维度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投入，进而导致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运用执政党领导力视角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可为后发国家利用政党政治克服后发劣势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