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平台谈判中主要缔约方的利益诉求与立场分析

德班平台谈判的启动是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重要进展之一。围绕着2020年后国际机制的构建，欧盟、伞形集团、“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等气候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条约的法律地位、德班平台谈判的指导原则、主要内容与议题以及提升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途径与选择等主要谈判议题进行了激烈的博弈。虽然目前德班平台谈判刚刚进入实质性议题谈判阶段，但未来趋势已逐渐显现。     

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其历史根源探析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人类活动产生的问题,发达国家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但大气系统是人类的公共资源,大气的稳定单靠发达国家难以完成,因此需要发展中国家最终的积极参与。然而,从气候变化问题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时起,南北双方的矛盾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要矛盾。究其根源,在于南北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项为南北双方共同接受的全球气候制度安排。     

观点

<正>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趋势进一步持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正在加速,全球气候风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总体弊大于利,"防范气候风险"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气候变化、影响、适应、经济社会过程等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需要在一个复合统一的系统框架下予以认识和理解。全球气候风险指数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气象灾害风险通常较发达国家高。     

期待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有更大作为

G20领导人峰会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成员组成相对平衡,涵盖了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20的出现和发展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进展。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北大核心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中国许多地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     

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

当前,开展切实有效的气候治理已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议题。现阶段我国气候治理工作主要由政府推进,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单一、缺乏区域协作组织、区域合力有待增强等问题。构建多主体参与机制,实行区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破解诸多问题,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通过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在梳理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发力方向和政策着力点两个维度,将推进协作治理的一系列政策划分为治理场域、治理机制、治理意识与治理氛围四类,并根据这四个切入点查漏补缺,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等不同维度的协同,实现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对于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新样态及其规则完善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批准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规则框架，标志着国际气候法律制度进入新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进入“行动转向”的碳中和时代，这一治理特点也得到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的进一步确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引气候行动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原则，其发展可归为两个阶段：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南北国家二分法”阶段，二是《巴黎协定》及实施细则下的“国家自主贡献”阶段。为了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趋向灵活性、程序性、动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内涵模糊、属性不明、制度缺陷等问题。基于“原则—规则”理论，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重释其内涵，调适其实施标准，建构其保障制度。在此问题上，我国应当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法律属性，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进程并完善碳市场规则，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全球与本土:青年运动的新特征与新发展

21世纪以来,全球性和地方性的青年运动风起云涌,不仅展现了新时期的青年力量,更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革。近年来,国际青年运动表现出诉求分化、虚拟动员、"全球议题"的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化、网络化、全球化的转向。在全球与本土的张力下,我国的青年集体行动呈现出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责任与担当、独立与理性成为主旋律。本土发展的青年集体行动,与我国重视青年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工作结构和模式是分不开的,而这些要素正是我国青年运动呈现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引领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地区主义: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

冷战结束后,地区一体化的兴起使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不同理论流派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地区主义做出了不同解释。作为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桥梁,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国际治理的新单元。从理论上把地区主义划分为经济、安全、文化、政治地区主义,有助于梳理不同地区组织在功能上的特点和成就。地区主义创造经济效益、全球治理和议程设置的能力,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但近些年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地区主义发展提出了拷问,对欧盟来说尤为如此。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与框架

正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历史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行动。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二战"以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当下,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援助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国际人道与发展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正在日益成为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安全议程中的关键议题。总结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梳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开展所依托的平台和框架,是     

期待坎昆——中国对坎昆会议的期待

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了全球气候的显著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差，更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国际机制司法化模式的治理失灵——基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进程的分析(1980-2010)

国际组织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调节国家间争议、和平解决国际纷争意义重大,目前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出一套类司法体系的治理模式:受理投诉、评审违规行为、发布约束性制裁.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司法化的效用,忽视司法化对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影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时性分析显示出司法化程度加深会引起成员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对该程序的消极抵抗,且发展中国家也无法获得追求的预期.司法化加强带来的非预期结果抑制了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灵活性也提高了自身受游说的风险,同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造成了制度本身的削弱.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国际经贸形势呈现新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处于震荡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目前正处于不均衡复苏状态,总体仍未摆脱衰退迹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互交织,多边协调机制影响力下降同区域协作加强形成强力反差,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突显．全球治理充满矛盾。鉴于此．世界经济中长期的震荡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受到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但新兴经济体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经济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     

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中国立场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脚步渐近,这一大会也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为弥补横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鸿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将120多位国家领导人邀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希望通过领导人发挥政治推动力,使得各国能够顺利在巴黎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安排达成一致。     

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基于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

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亟需新兴国家重视的领域。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不足。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四种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模式:地域中心模式、人才导向模式、名人效应模式与政府输送模式。虽然各国采取了不同模式,但是成功的模式都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优势塑造。目标融合困境、权力调适困境与领导力催化困境是协同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只有不断克服这三类困境,国家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才能有内生的、可持续的动力,并逐渐形成协同优势。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模式,不同模式之间也并非不可兼容,国家应当用发展的眼光进行模式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访谈录

6月8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做客新华网,就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表了看法。过去50年气候变化90%以上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主持人:气候变化问题在目前世界上全面升温。此前在德国召开的八国峰会上,气候问题就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全球气候变暖有哪些特点?趋势是什么?     

应对“绿色遏制”需要“绿色崛起”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道义竞争凸显西方大国的战略取向近年来,各主要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空前重视,国际辩论也空前激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曾被很多人称作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议题,因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利益、提出各自诉求的不同国家,均在这一国际舞台上竞相展示姿态。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施加了日益增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