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苏友好协会(1949-1966)

1949年,宋庆龄当选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在将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此期间,宋庆龄两次出访苏联、接待苏联代表团及领导人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宋庆龄之所能够出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人并在中苏友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自身与苏联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对孙中山联俄遗愿的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就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中苏双方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一边倒”和“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成功实践。通过缔结条约,把中苏关系从法律上固定下来,为新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中共与中苏文化协会关系浅析

中苏文化协会是一个在近代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特殊民间文化团体。1935年10月25日成立于南京，至新中国成立前，它长期从事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抗战和争取民主进步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中苏文化协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人们对此所知寥寥，本文拟就中共与中苏文化协会的关系作一梳理。     

为争取苏联支持而进行的努力——刘少奇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解析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由于此次访问对中苏两党两国都关系重大,双方对此高度重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是此次访问的纲领性文献。该报告充分而详尽地介绍了中共采取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阐述了中共对中苏两党关系、新中国的外交取向、中苏两国关系等方面的主张和实际做法,同时也回应了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关切,努力消除斯大林的某些疑虑,为此次秘密访问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争取苏联对新中国外交及国内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巩固新中国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台湾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是武力解放，但最终未能实现。一方面，跟国民党军事力量相比，人民解放军军事实力不够，尤其缺乏海军和空军。另一方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改变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为不能武力解放台湾的一个拐点。     

美国"楔子战略"的出台与中苏结盟友好

在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中,就中苏关系而言,美国无疑是作用力和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走向友好并结盟,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出台了以分裂中苏关系为目的的"楔子战略".美国的"楔子战略"没能阻止中苏结盟,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是反苏反共,它并未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新中国及中苏关系,且这一战略本身也是自相矛盾、充满悖论的.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章程（1949年10月9日）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条本会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以建设人民首都,并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     

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始末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加深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公开访问苏联、谈判签订中苏结盟条约作了必要的准备。实现中苏结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确定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功范例。作为中苏结盟谈判的先行者,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样应当功垂史册。然而这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论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未提及此事。王永华同志撰写的《1949年刘少奇秘访苏联始末》一文,对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披露。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新的条约和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公布有关这次外交谈判的档案文献。只是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电报、信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布于世，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     

新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元首出访与第一位国宾来访

新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毛泽东就前往苏联访问。这是新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照一般常理,这样的访问,会兴师动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访问名义上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实际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使新生的共和国获得了苏联的巨大支持。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元首,于1949年12月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他的随行人员只有四人:陈伯达(秘书)、汪东兴(警卫)、叶子龙(机要)、师哲(翻译)。这可能是现代国家元首正式出访时,随行人员少得不能再少的一次了。即使把一个半月后加入主席这次出访…     

建国初期苏联太平洋舰队访问上海纪实

1956年6月20日至2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访问上海。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舰队首次访华．也是上海解放后首次接待外国海军舰队的来访，加之当时中苏合作和中苏友谊的大背景，中苏双方都很重视。在中苏关系史上，此次苏联太平洋舰队为期6天的访沪之行算得上一件大事，也给上海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周恩来指导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简况

1950年上半年,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长路和旅大问题、贷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苏联专家合同问题、贸易问题等多个相关协定.其中,中苏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最为漫长.作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贸易谈判始终关注有加,悉心指导.     

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1948-1949)研究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苏联出于在远东战略目标的考虑,在对华政策方面由与美国合作逐步转向倚重与支持中共,与中共积极开展经济关系.此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上.双方虽然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摩擦,但总体上中共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和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主导方面.它构成了中苏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帮助下，越南终于在越共手中获得独立。但是，独立后的越南心情始终十分复杂，既对历史上曾长期属于中国而对中国充满疑虑，又对印支联邦的“大越南”充满渴望。于是，在中苏交恶的历史大背景下，在苏联的引诱和拉拢下，在胡志明去世后，越南迅速转向苏联，尾随苏联同中国尖锐对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3日,周恩来复电热忱欢迎中苏建交。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     

中国上空的间谍卫星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没有停止从空中乃至太空对中国实施战略侦察；中苏交恶之后，苏联的侦察卫星和侦察机也把目标指向了中国。如今，国外对中国进行的侦察，特别是利用外太空进行的战略侦察，不仅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二度赴苏始末

正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共和国总理。他先后对苏联进行了十二次正式访问和非正式工作访问,开展国务活动和党际交流。可以说,周恩来既是中苏友好关系的亲历者,也是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见证人。1950年1月至2月: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去商谈签订中苏新条约事宜。这是他在     

中苏同盟破裂原因近十年研究综述

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看,近十年来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主要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各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如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两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不同选择、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分歧、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方面。《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观点。     

一代宗师曹靖华

曹靖华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年高德劭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兼北京市分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世界文学》主编等。曹靖华在晚年年高多病，还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鲁迅博物馆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分析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美苏对于国民党政府唯一合法地位的确认是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国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为两党的政治谈判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