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个性：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

内外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外交决策机制以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反馈等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缺失。而由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大数据"具有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其所蕴藏的巨大势能对决策思维和决策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可能。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长,在决策的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创新,以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特色。     

从对华PNTR决策看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美国对华永久性贸易正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事件,涉及美国外交决策,在该问题上美国总统与国会出于其各自的利益考虑持不同立场。PNTR法案通过的过程反映了美国外交决策中总统与国会既斗争又合作的相互制衡关系,同时也反映美国内部对华政策的矛盾。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同外交决策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媒体外交”,也就是利用新闻媒介来推进外交政策的方式近来已经成为外交学的新领域。在定义“媒体外交”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媒体外交盛行的客观条件,并集中讨论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对政府外交决策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控制媒介报道的基础和手段。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

美国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学者和媒体对美国的一举一动几乎都给予高度关注。这种关注的后果是中美关系似乎变成了"被事件所左右的"、非常不稳定的双边关系。然而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普通美国人对中美关系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观点非常稳定,只有在出现大量新的信息或者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才会明显变化。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公共外交,但是这种"魅力攻势"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总的来说比较冷淡,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情感和威胁感知对他们是否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有着显著影响。     

美国政府对外决策中的非政府因素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不受非政府因素的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策,尤其是在多元政治下的美国。概括起来能够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政府因素主要有政党、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媒体、选举五大类。它们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左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唐晓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曲折的动态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内外形势，不同决策者的素质与性格，他们履行职能的方式以及外交决策所面临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及其形势的发展等等因素，都使外交决策过程变化多端，很难说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论美国媒体及媒体外交

"媒体外交"是国际关系学科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问题。美国传媒,作为美国"软权力"的强有力的体现,美国文化产业的支柱之一,已经成为美国实施以推行政治文化为目的的媒体外交的一个有力工具,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来看，思想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周期来分析，思想库在设定议题或任务、确定政策选项和政策选择等阶段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思想库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在政府中任职、撰写研究报告、出版研究成果、参与媒体讨论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方式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同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相比，中国外交思想库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从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拓展战略研究、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重视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以及增加与企业界的互动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理念及影响

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理想主义精神,深深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理想主义”外交虽然不是肇始于威尔逊,但威尔逊在美国外交处于重大转变时期把这种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也就成为美国问鼎世界时所持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威尔逊主义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美国外交的历史演变,都有重要的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在对华决策中的作用

在美国的对外（华）决策过程中，学术界具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从６０年代初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起，美国学术界就一直参与其事，提供背景情况、分析和建议等。从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起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涉及到对华...     

“他者”文化与美国外交

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他者”文化是美国的特有文化，内容来自于美国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经历。“他者”文化崇尚战争解决方式，坚持非友即敌的认同标准，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冷战前后，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选择就具有鲜明的“他者”文化的特点。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他者”外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奥巴马对非洲公共外交战略新发展及中国的应对

公共外交是美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冷战伊始,美国便展开了对非洲的公共外交活动,但由于其强烈的利益导向性及实用主义色彩,公共外交产生的效能有限。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非洲战略朝着更柔性、更灵活的方向发展,对非公共外交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就奥巴马政府对非公共外交的现有实践来看,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其对非公共外交的新战略将对美国、非洲以及在非洲有重要利益存在的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并积极应对。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剖析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美国毒品外交的兴起及其外延与内涵评析

美国毒品外交是20世纪之初美国大国外交的内容之一。伴随着美国毒品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国际禁毒运动也应运而生。美国毒品外交除了具有理想主义外交的独特外延,更有着其强烈追求国家利益以及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内涵所在。对外延与内涵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应是探析美国毒品外交乃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视点。     

论美国外交中扩张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

扩张主义文化是美国核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贯于美国立国、发展、崛起直至称霸世界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殖民扩张、宗教扩张和价值观扩张是美国扩张主义文化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本质属性。扩张主义文化深刻塑造了美国的外交特性,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