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一种理性的选择

本文通过观察邱兴华案和马加爵案看到我国刑事犯罪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分析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并通过对国外制度的比较和借鉴,提出了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议,并提出了建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原则、对象范围和机构的初步设想。     

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 偿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其涵盖的内容应包括:基本原则、补偿 的资金来源、补偿的范围和顺序、补偿机构和程序等。     

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路径探究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到犯罪行为造成的伤害后,往往得不到赔偿。建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已经达成共识,但"如何建构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议。本文通过对我国一些试点省市经验的分析,试着对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范围、适用条件、内容和方式、补偿机构和补偿程序、资金来源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构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框架的基本设想--关于制定我国《犯罪被害人补偿法》的提案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和国家法政策的重要课题,顺应国际潮流,结合我国犯罪和犯罪被害人的实际,制定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我们的当务课题.     

美国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介评

在美国,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条例>以来,其他各州也相继引进了该制度.1984年联邦补偿法案的通过及自此开始的资金援助,推动了各州补偿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国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美国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涉及补偿理论依据、补偿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运作、资金来源、争议解决等方面,是一个迄今仍充满挑战并不断发展的制度.     

论我国应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国家提供的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运行40年来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我国目前的被害人保护立法有严重缺陷,缺乏对犯罪被害人的人文关怀,由此还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是实现正义、保障人权、控制犯罪、完善法制的必要,也是切实可行之策。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分析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受到严重损失但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被害人及其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国家应当对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已经是世界各国的潮流和发展趋势,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这种法律制度。本文从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两方面出发论证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浅析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犯罪被害人作为人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各种原因其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完善的保障。这是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要求的，更加是我国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缺失。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在犯罪被害人的现状，并通过对国外制度的比较和借鉴，提出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一点建议。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浅析

目前,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提上了我国立法日程,但大部分国人对该制度却知之甚少。本文简要介绍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渊源,并针对我国目前的法律现状及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意义分析,结合加拿大相关法律规定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犯罪被害人保护的帮助、补偿与预防功能——我国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政策简评

二十世纪末犯罪被害人保护逐渐被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界重视,意图通过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达到"修复性正义"的目标,我国台湾关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较早,并已形成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和《加强犯罪被害人保护方案》为核心包含救援协助、安全保护、补偿损失、协助诉讼、教育宣传等内容的政策体系。但仍然存在补偿和保护范围、未战略的高度认识犯罪被害人保护、未与犯罪预防制度进行功能整合等方面的不足。     

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行，促使检察机关提高了不捕不诉案件的比例，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环节救助的空白，使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时常处于空置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应探索建立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原则、立法模式和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从而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平衡保护。     

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论纲

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被害人保护措施虽长期存在,但并未形成专门且自成体系的制度。"有意"且专门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得以初步成型的时间不过七、八年之久。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类型整体上可区分为程序性保护制度和实体性保护制度。程序性保护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为刑事被害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实体性保护制度的内容具体包括: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犯罪赃物追缴、返还或退赔制度,刑事损害赔偿优先于犯罪罚没的制度,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程序性保护制度和实体性保护制度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相应地,应当通过针对性的弥补和完善措施,以使我国大陆地区形成更完备、合理且成熟的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     

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几个争论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争论较大，对这些争论进行归纳、分析后，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从被害人权益保护角度出发来设立，补充性原则不能绝对化；补偿对象和条件应主要根据被害后果和被害方生活困难的情况而定，以家庭为单位一次性货币补偿；在我国的监狱罪犯劳动收入分配体制下，国家财政理应成为被害人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补偿机构的确定要足以实现对不同阶段被害人补偿。     

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赔偿作为一种酌定情节,对量刑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近3000份故意伤害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和缓刑适用均有重要影响;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上升;赔偿时间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显著,但可显著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缓刑的适用率;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受法院功利主义量刑思维的影响,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运行存在失范风险,如赔偿谅解后“量刑剪刀差”的出现、赔偿谅解中的“贫富差距”问题、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中非理性因素的放大等。为防范上述风险,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完善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采用比较与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入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国外相关立法,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最后探讨了对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的认识。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美国刑事赔偿制度论要

因“主权豁免”原则的影响和基于财政负担等方面的考虑,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刑事赔偿立法与实践相对保守落后。在立法上刑事赔偿范围狭窄;获得刑事赔偿的法定条件非常严格;赔偿请求人须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受害人可获得的赔偿金数额受到很多限制。在实践中,受害人获得刑事赔偿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目前,美国刑事赔偿立法已经引起了许多州的重视,但刑事赔偿立法的完善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重构

"赔偿从轻"是普遍的司法实践,但其因仅仅关注经济赔偿、脱离刑事和解的大框架而被诟病为"花钱买刑"。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赔偿与量刑的关系需要重构。赔偿从轻原则应当尽量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应当以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为前提、应当以修复犯罪人、被害人与社区之间破损的关系为内涵,司法机关同时应关注对被害人心理健康的修复。     

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考察与借鉴

韩国以《宪法》、《刑事诉讼法》、特别法律和《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为主要内容,建构起系统而完备的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体系,对于切实实现犯罪被害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意义重大。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的有益经验,确立对犯罪被害人宪法层面的观念保护、完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制定旨在实现犯罪被害人经济救助的专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