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混合福利模式:当代大学生社会福利意识测评

当代大学生普遍支持混合型的福利模式,他们既认同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主体角色,也认同个人及家庭的责任,政府、个人和家庭等共同构成了福利提供的多元主体。而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因素并不是影响大学生福利意识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的福利意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同时,大学生福利意识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普遍模式与选择模式的矛盾现象,是一种务实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     

论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民主党福利制度改革

世纪之交 ,由于社会劳动危机的巨大冲击和福利制度弊端的日益暴露 ,欧洲福利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社会民主党顺应时代要求 ,摆脱了传统福利模式 ,以新的思路和措施对福利国家的观念、结构、功能进行了革新。革新的主要内容是 :建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社会福利观 ;扩大福利投资主体 ,扩展福利关注对象 ;强调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论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

产品责任的不负责时期与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规范有密切联系。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出现也与商品经济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相关。而严格责任尤其体现了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保护，总的来看，无论采取哪一种责任原则，都与当时社会的正义观有着直接联系，即正义理论始终是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     

《周礼》等早期文献中反映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国家”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为英国费边社倡导的理想,指政府有照顾国民生活的责任,福利的范围包括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需要”。卢谋华先生根据中国的情况,把社会福利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社会福利(有的国家称为公共福利)指一切改善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措施。”“狭义的社会福利主要指为无依     

论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

产品责任的不负责时期与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规范有密切联系。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出现也与商品经济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相关。而严格责任尤其体现了对相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保护。总的来看，无论采取哪一种责任原则，都与当时社会的正义观有着直接联系，即正义理论始终是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提升与其现实的影响

行政道德责任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且也在积极的寻求道德责任的重构途径，具体是以加强行政人员的个人道德素质为主，同时他们也注重为道德立法，加强有利于行政道德责任的环境的构建，企图内外控制相结合，实现行政道德责任建立。而这些方法在国内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文化低保诉求——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

从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出发，社会福利不仅包括经济福利，还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人类的文化福利是各种文化因素对人类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它与政治福利和经济福利一样，是人类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源于人类社会的文化需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困境与出路：对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的思考

残疾人是社会中的一种弱势群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充分反映了其福利水平与文明程度。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扶助性福利和社会融入性福利中的问题。     

对国际贸易影响国民福利机制问题的量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经济社会的模型分析,论证了政府财政支出与调控货币投放的区别和居民储蓄所形成的社会消费需求漏洞是政府旨在维持社会经济总供求平衡的调控货币投放的根本经济原因。对外贸易是一国全部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对外贸易影响着本国社会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因而影响着本国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及其规模。居民福利可分为居民个人福利和居民社会福利。居民储蓄是居民社会福利的根本;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是居民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因此,本国的对外贸易也影响着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的多少。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国家角色的转变

文章借助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三分法”的划分方式，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过程及其中国家角色的转变轨迹。文章发现，由于时代背景、执政理念和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同，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制度再分配模式向剩余式模式的转变，并正在朝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多元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经历了从撤出再到回归的过程。     

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在特殊群体中的体现。增进儿童福利,满足儿童的物质、精神需求,是儿童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认识儿童福利需求,敦促完善的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在儿童福利政策支持下服务儿童,是儿童社会工作的中心内容。我国在儿童福利与政策上还不能自成一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再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一种同主观罪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刑事责任承担模式,其以行为的外在形式对行为来进行定性,排斥了主观罪过对定罪的意义。这种模式背离了我国传统刑法上坚持的主观与客观想统一的原则,无法实现公正,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其本质是一种客观归罪,严格责任的适用代价过于高昂,也不符合世界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与趋势。因此,我国刑法不宜采用严格责任。     

浅议危险责任——兼论我国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完善

<民法通则>虽然以基本法的形式对危险责任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采用了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不仅立法过于简单、封闭,而且与特别法中关于危险责任规定的冲突异常严重.立足于实践,我国未来的危险责任立法应抛弃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坚持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的传统;机动车事故责任应当回归危险责任体系,并适用元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最后,应完善责任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行政管理的现状和趋势

社会福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发展缓慢,覆盖面小,供求矛盾突出,设施差,社会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等.对这些问题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社会化过程,构建社会福利制度,实现法制化和专业化等方面来解决.     

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抑或道德责任

公司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应始终将营利放在首位。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认识到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公司也应兼顾对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但这仅构成公司的道德责任。公司法中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为提倡性规范,即使违反,公司也不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Family Income Tests of Child Welfare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the Research Enlightenmen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western countries that income security is used as a tool to provide child welfare for low income families. As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where universal child welfare is turning to be more selective, family income tests set up the major thresholds for deciding the levels and the amount of child welfare that each family can enjoy. The experiences from both countries shed light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a moderate general child welfare system, enhancing precise targeting for effective welfare distribution.     

我国城市贫困儿童福利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理论界围绕我国城市贫困儿童福利政策与福利服务展开一系列研究，有关福利政策、教育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大多数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有关福利服务方面的研究则较少。后续研究有望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与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美国社会福利政策演变考察

从福利思想和政策实践两方面对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美国社会福利政策呈不断扩大和强化的特征。在这一特征下,其社会福利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涉及公平、效率等各种不同的政策目标的选择。     

浅谈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所界定的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属于说服责任者也有属于推进责任者,不能一概论之,应具体分清责任性质。并且,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受到行政程序和举证期限等多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