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省长沙文汉的艰难平反路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宁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年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胡耀邦与“右派”改正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到中组部没几天，就问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政部配合。胡耀邦预计，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的杨士杰和陈文瑞出席会议。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说，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在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一．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     

我所亲历的"大跃进"岁月

1958年的“大跃进”与1957年的“反右派”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反右派”的强大政治压力，压出来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     

一所高质量的民办学院

在上海,有一所成绩卓著的成人业余教育高等学府——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院。近日,记者访问了学院创始人、院长蔡光天。 蔡光天原是一位退休中学教师。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批斗。1983年,蔡光天行将退休之际,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决定创办一所普及英语的业余学校。作为农工民主党成员的蔡光天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用自己节余的100元钱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办公用品,开始了他的“前进”事业。那时学生只有50多人,教师连他在内只有两人。     

《当代杂文选粹》编余琐谈

写杂文可说是一种风险极大而又甚为寂寞的事业。 先说风险。1956、1957年写杂文的人,包括名家和无名小卒,少有不因此戴上“右派”帽子。因一篇杂文沉沦二十年,还不够险?何况现在仍有人撰文认为例如当时徐懋庸的杂文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产生了不良影响”,言下之意,大约是“右派”固然过重,但错误仍是大大的有。这种抓“右派”的老调,如今市场大大缩小,但却不能说已经绝迹。常常收到一些青年同志来信诉苦,说他哪一篇杂文无意中得罪     

陈布雷女儿陈琏之死

话说毛泽东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到了江苏南京，忽然想起什么，便问起：“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哪里去了？”有人回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毛接着说：“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在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之间，曾有一场反对“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文化邮在京各单位及文联各协会。开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庆时期人员的一大部分，北京时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员统统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兴起又都无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深远影响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改变了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发展轨迹，使整个国家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误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在“双百”方针下一度活跃起来的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又沉寂下去，甚至出现万马齐喑的状况。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此后的２０年，我国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断在实践中受到冲击，造成严重的后果。历史表明，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走了２０多年的弯路，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的政治路线离开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一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与民主法制建设

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反右派运动距今已经五十余年了。关于这场斗争的教训，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谈话说的非常明白。他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近年来，随着对“左”的错误反思的深入，党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比如，对这场政治斗争，以前不仅说“严重地扩大化”了，     

百梦不如一梦——刘永洋的译梦

一、艰难地追寻 刘永洋有着一段艰难的经 历和辛酸的回忆。 他1956年考入一所高等医学院校。1958年因有“右派过激言论”而被勒令退学(1986年落实政策给他补发了文凭)。在“极左路线”的影响卞,本应做一名医生的他,却与做医生无缘,命运无情地     

关于健康

1990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发言人李肇星，：“请问邓小平先生目前健康状况如何？”李肇星答：“他健康状况良好。”另一位记者穷追不舍：“邓小平先生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     

“左”和“右”的出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妩媚冰兄

他是绝对好人,当然“右派”。 你不必回忆什么时候头次认识他。这方面,他象《红楼梦》里的史湘云。曹雪芹第一次在小说中提到她的名字时,读者觉得史湘云不知何时早已生活在脑海中的荣国府里。冰兄也是。你第一次见他,他的一言一行使你感觉你们早就是朋友,而且一直交情很深,嬉笑怒骂,无话不谈。 冰兄是位“大声公”。讲起话来“如雷贯耳”。     

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红色学府”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学校。当时，社会上曾流传有“五四运动有北火，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等。这个“上大”，即指被国民党右派称为“赤色大本营”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老报人徐铸成

徐铸成一生办报,死而后已。即使很长时期被剥夺了办报权利,心底里还在办报。他亲手创办的上海与香港两地的《文汇报》,其业绩具在人间。“文革”后(确切点说,应是1978年“右派改正”后),他重返新闻界,虽然处于闲散地位,却进发出少有的热情与活力。其时     

论“扯皮”──访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

论“扯皮”──访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本刊记者周晓冰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对目前政府行政过程中影响政令畅通的“踢球”“扯皮”问题深表忧虑和愤慨。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种现象的突出表现是，政府的有些部门不从全局出发去解决问题。处理矛眉，而是惯于“踢球”...     

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追寻前辈足迹——专访毛泽民外孙曹耘山

约访曹耘山，记者费了一番周折，他最近很忙，9月27日是他外公毛泽民逝世70周年纪念日，12月又将迎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他掰指头算了好久，最后“绰阔”地拿出一下午时间接受了记者采访。见到曹耘山时，他刚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前他还去了韶山。     

陈独秀孙女孙陈祯祥的苦难经历

随手翻得一本写陈独秀一家人的书,说他的后人也有成为右派的.再到网上搜索,看看写右派文字的朋友有没有写过,看看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有没有编进去,竟一无所获.于是记下来,为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提供参考.……     

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

常言道：说有容易说无难。历史学最忌讳的就是往往凭借有限阅读或一己之见大胆放言“从来没有”之类的绝对言辞，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往往被一个很小的发现予以证伪，令人难堪。比如在梁漱溟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说梁漱溟接受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教训，没有再说一句话，因此他没有像那些老朋友如陈铭枢等人那样被划为右派，沉默换来了平安。     

法国人的“中国观”

很多同胞常常问起法国左、右派的分野和区别，因为听说国内现在盛行“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那么在法国，支持或诋毁中国的，究竟是什么“派别或立场”的人呢？从这次胡锦涛主席访法，可略窥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