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出发

犯罪构成的运行不仅充斥着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服从与反抗、制约与反制约的激烈交锋,也演绎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话与协商.立法权通过立法以犯罪构成为媒介来实现对司法权的限制,而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又赋予了司法权得以反抗和制约立法权的机会;权利要想制约权力,价值评价必须和事实评价独立进行,而且必须具有开放性,即具有不断吸纳各种阻却事由功能的价值层面的存在.     

我国犯罪成立体系初探

我国目前的犯罪成立体系存在着价值上忽视对权利的保障,结构上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脱节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在价值上将我国犯罪成立体系的社会保护机能与权利保障机能相统一,在结构上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整合,并将积极的认定犯罪要件与消极的否定犯罪要件相结合,形成新型的犯罪成立体系。     

我国犯罪成立体系初探

我国目前的犯罪成立体系存在着价值上忽视对权利的保障,结构上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脱节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在价值上将我国犯罪成立体系的社会保护机能与权利保障机能相统一,在结构上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整合,并将积极的认定犯罪要件与消极的否定犯罪要件相结合,形成新型的犯罪成立体系。     

嬗变与调适：监狱执法环境与执法维度

良好的执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监狱的执法环境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犯罪构成由相对单一向多样化转变、监狱结构由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转变、监管目标由狱内安全向狱外不再重新犯罪转变、狱务公开由封闭性向相对开放性转变。针对监狱执法环境的转型及现实之困惑,应落实完善法律体系、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能力、落实执法责任等调适之...     

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文本模式及证成

宪法文本的有限性和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使得对权利的完全列举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权利需求,从而在宪法列举权利外产生了宪法未列举的权利。缺少未列举权利的宪法权利体系只是由有限的权利组成的封闭的权利系统,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对权利的需求。基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宪法未列举权利指的是公民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权利是时代的产物,是个人生存条件的法律表达,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既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能克服宪法文本的局限性。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是否就是所谓修正的犯罪构成,一直是中国刑法学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立于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犯罪形态与犯罪成立的关系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害性,则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仍是完整的犯罪构成.进而,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便可得到进一步的揭示:犯罪构成是犯罪形态的“筋骨”,而犯罪形态则是犯罪构成的“载体”.至于特殊犯罪形态的构成条件问题,似可形成其他具有针对性的刑法学概念.     

论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契合

犯罪构成和刑事诉讼目的在各自学科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且两者具有密切联系。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护权益;犯罪构成在惩罚犯罪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社会权益保护的实体依据,为特定权益的保护提供实体屏障。     

论小区电信设施建设纠纷多发的原因及解决纠纷的法律途径——以小区基站建设纠纷为视点

准确界定与小区电信设施建设相关法律关系的性质,对于合理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减少因电信设施建设产生的纠纷,具有重要意义。电信设施的建设与业主利益密切相关,在处理小区电信设施纠纷时,既要保护小区业主的权利,同时又要对该权利加以限制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破产重整中有担保债权行使问题之检讨

有担保债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如何行使,不仅事关企业复兴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到担保物权社会功能的发挥.从各国的情况来看,重整制度既要防止对有担保债权的行使保护过度,又要避免对其限制太多,关键是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平衡,具体来说,应该适时限制有担保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时机,谨慎限制有担保债权人的受偿范围.我国<企业破产法>在上述两方...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完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研究

基于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和刑罚权的特别规制需要,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作为厉行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在近现代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全面、准确地界定它的基本含义,系统、科学地确定它的基本内容,是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应用它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刑法的系统宪法化和法治化、宪法的司法化,它才能真正地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得到贯彻。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刑法溯及力探析

保护公民自由、保障人权一直是刑法溯及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从旧兼从轻原则中从轻的法律比较范围除了应当包括行为时法、裁判时法之外,还应包括"中间时法;"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范围除了应当包括发生在新法生效前的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生效的行为之外,还应包括判决已经生效但新法作了非罪化处理的行为。     

我国宪法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规范分析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因而刑事诉讼与宪法的关系相当紧密。其中基于宪法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和原则都可以在宪法规范中找到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为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最高效力的法律支撑,宪法是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应当看到宪法所提供的支撑还不充足,有继续加以完善的必要。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法律全球化下刑法的现代化及其功能的转变问题 ,认为对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本质都须作整体性的反思 ,起码要做重新的定位 ,这应该是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同一化、实体化、可操作性的法律才能成为全球化的法律。作为公法、历来与国家主权联系甚密的刑法 ,其全球化的现实就更为渺茫。但是 ,刑法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是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是否可能。我们认为 ,以人权为核心展开的刑法的功能的转变应该是必要的。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