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工具在我国政府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一、我国政府规制的历史沿革: 所谓政府规制,按照国内学者樊刚的观点是:"特指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活动进行某种规制或规定,如价格规制、数量规制或经营许可等等"。我国规制工具应用的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政府规制的目标、方式等也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异。纵观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明显地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更好规制”:规制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追求

21世纪以来,“更好规制”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规制改革的流行标签。通过规范规制决策的标准和程序改进政策制定和规制方式,减少政府规制行为的负面影响,提升规制质量,发达国家将“更好规制”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善规制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追求,以增加其行政合法性,并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厘清“更好规制”的兴起背景,阐明“更好规制”的理论内涵及主要工具,借鉴“更好规制”的合理之处,对推进我国规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制体制,必须转变规制观念,树立“更好规制”理念,改进规制方式,建立规制影响评估、规制协商和信息公开制度,促进规制工具的动态组合与优化,提高规制治理效率和规制质量。     

实践中的“扬弃”式演进——政府规制理论述评

摘要：政府规制理论是当代西方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迄今已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的演进。通过对政府规制理论加以述评，对其阶段性理论进行分析，以挖掘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政府规制理论在实践中“扬弃”式演进的经验，以期对我国的规制理论研究及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对“独立性”政府规制模式的进一步思考

当代西方国家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就是“独立性”政府规制模式的提出和建立。那么什么是“独立性”政府规制?它在规制实践中存在着哪些问题,我们又如何使之适应我国政府规制管理实践的需要呢?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对"独立性"政府规制模式的进一步思考

当代西方国家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就是"独立性"政府规制模式的提出和建立.那么什么是"独立性"政府规制?它在规制实践中存在着哪些问题,我们又如何使之适应我国政府规制管理实践的需要呢?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失败和规制优化

在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政府往往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于一身,既担负项目管理的核心角色,又是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规制的主体。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效益低下、腐败问题严重的最重要的体制性根源,并使得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普遍出现规制真空与规制重叠并存、规制俘获和规制套利并存、规制竞次和规制合谋并存、规制机构自主性不足与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存、规制成本膨胀等规制失败现象。要理顺并优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可从加大规制机构整合力度与加强机构间沟通协调并行、提高规制机构自主性和限制规制机构自由裁量权并重、引入竞争机制和开发绩效评估工具并举等几条途径入手。     

交易费用与出租汽车政府规制模式选择--基于Q市个案的分析

作为共享经济在出租汽车领域的代表,网约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带来了挑战。本文以Q市出租汽车规制为个案,剖析出租汽车政府规制不同模式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基于规制的标准制定、控制机制及执法方式等要素上的差异,本文将Q市巡游车与网约车规制分别概括为科层规制与合作规制模式。通过对规制空间中不同行动者的交易费用分析,研究发现Q市传统巡游车规制存在高昂的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所以采用科层规制模式;而面对新业态的网约车规制,政府对共享经济的倡导降低了政治型交易费用,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减少了市场型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因此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但随之产生的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高昂的管理型交易费用,是出租汽车政府规制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在信息时代,我国将信用规制作为新型治理工具是两个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以社会信用文化、法治思维和信息治理经验为基础动力;另一方面,它以扩展政府的治理边界﹑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基本动力。由于信用规制具有规制对象的广泛性,规制过程的系统性、规制取向的多维性和规制影响的持续性等,而且“黑名单”可以在相关领域否定失信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限制行动自由,所以它是一种严厉的,深层次的规制。信用规制的有效性受信用信息的质量﹑信用规制主体的能力﹑信用规制过程中的合作效果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只有信用“善评”才能保护和激励守信者,有效惩戒失信者,否则就会导致信用规制泛化和扩大化。     

中国与西方政府规制的依存性制度差异

政府规制是政府及其授权机构依据一定规则对个人或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加以限制的行为。中国的政府规制实践与西方相比,不仅在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宪政结构的合理程度、规制法律的完备程度和行政过程的建设力度等方面,而且在规制所依存的非正式约束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

特许作为一种政府规制工具以及行政法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与一般许可不同,对特许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充实行政法学的内容,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从“效率”到“权利”:民营化后公用事业规制的目标与框架

本文运用行政法与政府规制分析方法,从规制目标定位与规制工具匹配出发,认为在当前民营化改革的浪潮下,我国公用事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应当从以"融资"为中心的"效率"取向转向以"普遍服务"为中心的"权利"取向;并且从准入许可、特许契约、质量与安全监管、消费者参与、强制与补贴等规制工具和公法装置的引入与完善角度,论证了公用事业监管体制的改革方案。     

行政法下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全国六个城市的限牌令为例

限牌令的本质是政府规制工具当中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也是行政特许的一种。尽管就适当性原则的目的审查而言,限牌令的施行有合理的现实需求和考虑,但就合法性审查而言,仍然遭遇规制主体不独立、程序不合法的困境。探究限牌令是否在其他城市具有可复制性,要借助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具体而言,成本分析应考虑规制工具的选择因素以及立法、执法成本;效益分析应着重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据此,在中国语境下,政府规制应立足于提高规制型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加强公私协力和自主规制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公众参与型行政、完善替代性方案。     

规制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政府规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规制活动的特点,分析规制与市场失灵的关系,探讨现代政府规制行为的动机目标,都是规制研究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两个问题

规制是现代政府不可缺少的管理职能,政府规制机构是规制的核心。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规制立法不科学,规制行为不规范。因此,必须对我国政府规制进行改革,实行政企分离,保证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完善规制法律体系。     

分权与合作:社会性规制的一般法律框架重述

新行政法和规制理论主张在社会性规制领域引入综合规制框架,以平衡自由与安全价值。但在中国语境下,行政与司法的"不完全合作"、社会组织的"未完全成熟"以及市场自律机制和诚信文化的薄弱,提醒我们应当注意综合规制的两个前提条件:科学的分权与充分的合作。科学的分权既包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也包括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工;充分的合作既包括公私间合作,还包括机构间、地方间和国际间合作。若要综合规制真正具有实效性,还必须在社会性规制的组织结构、政策工具、责任分配等方面展开整体设计。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国谈综合规制为时过早,恰是成就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推进公共治理转型的契机。     

西方社会规制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的社会规制研究者们运用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了规制制度设计与变迁,规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西方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规制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市场机制、政府规制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

研究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有必要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作深入详细的比较研究。本文回顾了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揭示了“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竞争时期的作用和在发达市场经济时期作用的局限性 ,探讨了用政府规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以及政府规制发挥作用的适当范围和程度。     

简论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

威尔逊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布为主要依据,将规制政治分为四种类型。他认为,在规制研究中经济利益和理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为它们都会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威尔逊的规制政治理论为解释多种规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理论中的制度制约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浅析互联网的多元规制模式

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对美国、英国在互联网规制方面所采取的政府指导下行业自律的规制模式,以及与中国同为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新加坡互联网规制模式进行了简要介绍.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互联网规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范围的界限在哪里.启示我国互联网规制从传统的“政府——互联网领域”的两元对抗走向“公共、私人联合规制模式”,在公共规制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私的规制的发展,形成多元多维的互联网规制模式.适当限制政府规制权的不良扩大,鼓励市场、企业、个人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