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任何法官都只能对纷争本身做出裁判,而司法是否公正,理应接受民众的评判--"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法官判案是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媒体报道的"事实"为依据,以"舆论"为准绳."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误导司法之说无从谈起.控制"媒体审判"、"舆论审判"的想法是危险的,实践是徒劳的.     

试论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伴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发展,我国的各类舆论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执著,尤其是对司法审判的透视与监督。而新兴的网络在此"浪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向世人宣示着自我独有的功效。然而,也不乏一些负面作用,给司法审判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和压力,所以如何权衡二者的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媒体审判＂现象在当代中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从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的区别来看,两者具备不可融合的矛盾之处。媒体审判和司法审判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媒体审判不能因噎废食,在保证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要做到媒体审判和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积极促进《新闻法》制定从而明确媒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需要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浅谈“舆论正义”与司法公正

舆论对社会热点特别是涉法涉诉问题之关注度愈来愈高,众多网络关注形成"舆论正义",进而影响甚或冲击司法审判进程。"舆论正义"其实是基于道德认识形成的网络道德审判,其尺度不统一,众说纷纭,对司法正义提出极大挑战。"舆论正义"反映民众呼声,具有利弊两重性。对其进行分析并批判吸收,有利于推动司法正义。     

中国司法裁判中法官的信息选择机制研究——从审判与舆论的关系切入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以及司法审判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使得舆论易于进入到司法审判之中,进而影响法官的信息选择以及裁判的形成。这种开放型的信息选择机制尽管有利于提高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但却为"舆论审判"的形成埋下了风险,不利于司法法治的形成。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信息选择机制,以确保其能够处理好舆论与审判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形成社会可接受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同时推进司法法治化。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院行使复核权，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将会减少，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死刑限制适用的重大刑事政策制度的推进。“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看到媒体这种“大快人心”的“舆论审判”报道。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借意“民声”的媒体“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去化解这种种压力，平衡科学理性的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激情的“舆论审判”间的冲突，无疑将十分考验法院刑事审判胆魄和智慧。     

刑事审判中媒体的角色分析

媒体介入到刑事司法审判之中,是社会对司法进行监督的要求之一,有利于司法的透明与公开,但媒体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也会影响到我国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因此,媒体与司法判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媒体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要在扮演好社会角色的同时也要扮演好自己的法律角色。认清媒体的作用,完善相关媒体行业的法律制度规范,完善司法机关与民沟通机制,加大对新闻媒体报导的监督,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是协调刑事审判与媒体之间关系,发挥媒体在司法方面作用的重要途径。     

论“舆论审判”下的司法公正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日益成为监督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然而,对网络舆论控制不当也会导致其妨碍司法公正,形成"舆论审判"。如何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中的"舆论审判"为例,对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新的舆论环境下加强法制宣传、加强监管、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一系列维护司法公正的建议。     

网络民意的法理分析

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建设的不断完善与扩张,使得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与之相随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网络民意呈现出影响司法审判,甚至干扰司法公正的倾向。因此,寻找到网络民意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冲突的原因,如何有效化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审判”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

新闻审判,是指新闻舆论超越司法程序,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新闻媒体在报道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新闻审判现象,不仅影响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民权利。而后者往往被忽视。应在研究我国媒体新闻审判现象的独特成因及危害性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设计。     

民意与刑事司法审判冲突研究

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民意逐渐对刑事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民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引发了有关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诸多讨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意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造成两者冲突关系的原因既有民意方面的不足,又有司法方面的缺陷.只有对症下药,减少媒体对民意的误导,完善法律制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民意与司法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     

刍议媒体监督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影响

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监督司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司法既应坚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也应受到媒体监督。我国媒体时司法监督的作用是积极的。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监督法院依法公平审判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因媒体监督权的不当行使一定程度上给法院独立审判带来消极的影响。建议加强媒体监督立法，强化司法公开，树立司法权威，以促进媒体监督对法院独立审判的正面效果。     

实例探究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刑事审判的关系重构

随着网络媒体和信息化的大力发展,近年来媒体与刑事审判的关系日趋紧张。媒体对司法的关注,一方面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加速了司法民主的进程,对刑事审判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另一方面,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媒体对未决案件的过分关注乃至不实报道,已经严重影响到刑事审判的独立和权威。媒体和刑事审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也不难发现二者的平衡契合之处。建立完善的刑事案件审判报道制度,是缓和二者矛盾,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必然道路。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以“药家鑫案”为例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民主参政方式,它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成本,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与“情感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通过规范引导网络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论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协调

媒体审判现象是媒体与司法对立冲突的折射,从媒体的监督职能、司法独立的特性等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认识是遏制其发生的前提。同时,媒体与司法两者之间的合理协调,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和讨论的课题。因此,必须以系统性的视角对媒体审判进行规制。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能与不能”、“当或不当”之论争

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入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当前应协调司法与民意的...     

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平衡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监督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果运用不当,就可能形成负面影响,如媒介审判。在法制社会中,只有剖析网络舆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探寻网络舆论与司法裁判的关系,才能平衡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     

涉诉舆论中的非法律修辞——以李天一案为例

近年来,舆论介入司法干预司法审判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并对司法审判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以李天一案件为例,借鉴心理学等研究成果,着眼于涉诉舆论中的非法律修辞,将会对其内容、形成根源和影响的探讨产生非常重要的启示,并能够揭示出舆论背后的报复与恐惧机制,以及对法治的消解作用。可能的出路也许是多方面的,包括公权力的监管与自我限制、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及警惕恐惧"愚昧"、倡导希望等。     

从限制到宽容:中国语境下的“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背离了司法独立原则。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制度语境下,我们应认真审视是否存在媒体审判。在我国,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不是媒体引导的舆论压力对司法人员的影响,而是司法体制自身存在制度性缺陷。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一是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突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一是加强媒体监督,形成体制外的倒逼机制,促进司法体制改革。     

论舆论风险管理与法院司法抉择——基于57件“中国十大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舆论与法院司法之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内存在着多重见解,意见难以调和。当前,我国法院司法面临舆论责难则已成为事实。为进一步探明舆论风险与司法实情,文章选择近6年来的"中国十大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涉权、涉官刑事案件为舆论关注焦点;舆论倾向呈现出朝原告"一边倒"的态势;舆论对法院审判工作构成重要影响,司法公信力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探究舆论风险之原因,在宏观上,来源于社会转型期内各种利益分配的失衡;在微观上,来源于法院司法权与司法能力的不足。在宏观环境无法扭转的背景下,我国法院应当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智性司法来化解舆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