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心理下的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赔偿诉讼的结合,是我国司法审判体制中一种独特的诉讼制度,具有平复社会矛盾、体现刑罚谦抑、保护被害人权益等多重司法价值。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衔接融合的特点决定了其调解工作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本文从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特点入手,以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引入博弈论的相关理念,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实证考察,对基层法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思考。     

析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刑事和解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已经开始实践。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有罪答辩原则；自愿性与明知性原则；被害人宽恕情节法定化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和社会救助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     

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支撑

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改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更有利于契合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妥协精神、效率价值、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不无借鉴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意大利少年刑事调解制度及其启示

意大利少年刑事调解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独立于成年人的刑事调解,是意大利少年司法的分流措施之一。在国际范围内,意大利少年刑事调解制度得到普遍认可。本文系统介绍了意大利这一制度的原则理念、发展历史、相关法律和调解实践,在深入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少年刑事调解发展的借鉴,认为应该扩大我国的少年刑事调解在司法程序中的适用阶段,由少年司法社工担任专业调解员,并建立少年刑事调解立法。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刑事调解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直接接触,由中立的第三者参与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我国现行刑事调解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在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进行刑事调解制度的重构：更新与构建刑事调解制度生存的司法空间,理清刑事调解适用的原则,扩大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陕甘宁边区时期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陕甘宁边区妨害私人利益之罪的规定是对传统刑法本质理论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刑法思想的革新,并为刑事调解的运用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基于半干涉主义理念的要求,陕甘宁边区将刑事调解严格限制和控制在非严重侵害个人利益犯罪的范围内。刑事调解采用了群众、群众团体、政府、法院相结合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该模式充分体现了陕甘宁边区司法的群众化乃至社会化特色。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暂缓判决再研究

暂缓判决在我国已经有了司法实践。这种制度既有其可取性，也存在着和《立法法》、《刑法》的规定相抵触、混淆了与缓刑的区别、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基本原则和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审判期限的规定等问题，因而应当对其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尽管我国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立法规定相对全面，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刑事超审限问题普遍存在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术界对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广泛讨论，引发了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之争。刑事一审审限制度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应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并建立综合配套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高调解率的实证研究——基于“赔偿从宽”角度的分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能有效地减少矛盾对抗,缓解情绪对立,平衡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是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要司法举措,也因此有着较高的调解率。对两种案件类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赔偿从宽"在实践中大力促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成为影响高调解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基、 困惑与走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离不开刑事司法理念上的革新与发展：分配正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诉讼效率、诉讼认识论、实用主义等可为其提供理论、政策支撑；但也会产生与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真实诉讼目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论原则的冲突问题，并有解构诉讼构造、消弭法官独立调查事实的可能性；可从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基本内涵，依靠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保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要义等方面实现理论协调与发展。     

关于刑事二审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两审终审制度和刑事二审有错必纠的诉讼目标，确定了第二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刑事二审具有和刑事第一审不同的特征，从而构成了这样几个较为突出的矛盾：全面审查和重点审查的关系；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的选取；审理结果是发回重审还是改判的抉择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在法学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学者及司法人员也从法理和司法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这些问题在刑事二审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并因此衍生出很多对刑事二审案件消极的司法和社会评价，反映出刑事二审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系刻不容缓的问题。     

试析如何构建我国刑事调解制度

构建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应当着力构建诉讼内刑事调解制度,应当正确划定适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以刑事诉讼不同阶段为立足点,坚持"两条腿走路",分阶段设置,突出司法审查、司法确认和当事人提请复议、复核功能,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论检察公诉环节刑事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刑事诉讼领域要求检察机关更加注重社会效果.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引入和实施刑事调解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检察刑事调解模式的构建应在调解的参与者、适用范围、程序设计、配套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完善.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地位探析

在传统的报应刑理论指导下，刑事司法过分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在以惩治犯罪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刑事司法之下，被害人由此成为司法程序中备受冷落甚至遗忘的人．二次被害也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近年来，受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影响，并随着其导向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特别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问题就更值得探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综述与制度展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进行回顾，通过对检察院职能的梳理提出回到“两法”衔接本身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院职能问题，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进行反思—重构理论基础，采取有限的刑事优先原则、加强程序设计、优化证据转化、完善立法及其他程序，最后对各领域出现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地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会议联席制度和数据平台建设、典型案例库建设以及公安机关先行介入问题提出分析和展望。     

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之必要性探究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并深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程序的设计完全以管制思想、权力支配理念为基础,在实践中也具有被害人被忽略、犯罪改造不理想、社会关系不利于修复、案件积压、司法成本高、浪费司法资源等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弊端。因此,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改革十分必要,既能通过恢复正义以弥补报应正义的不足,又具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关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处罚上，忽视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办案工作模式不成熟；没有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独立的检察规则。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机构和程序制度，建立案前调查机制和案后跟踪调查制度，办案中合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浅析刑事和解的制度定位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在我国有所发展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制度的建立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着重分析和解过程中调解手段的运用、刑事和解制度与国家刑罚权的协调及该制度在我国的运用的一些问题，以求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