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抗疫互动拓宽两国友好进路

日本对中国的抗疫援助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肯定和敬意。日本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为日本公共外交助力,帮助日本改善了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也在日本面临严重疫情之时全力支持日本抗疫,以投桃报李、助人所需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日本民众的情感认同。作为公共外交资源的危机救援行动,可以同人文交流等其他公共外交举措一道发挥作用。以此为契机增强两国民众对对方文化的接触程度,将使危机援助的公共外交潜力得以进一步发挥,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打造更加坚实的民间基础。     

论日本文化中的民族性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由于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独特的文明形态。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风土等诸多因素。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性运行轨迹溯源追寻,就会发现日本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透视二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以及中日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制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范畴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智慧的长期积淀和凝聚的精神资源，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国家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基因，其作用机理有待明晰。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具体体现在对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方面。     

苏俄时期革命外交思想中的东正教文化因素

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外交思想形成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形成于俄罗斯,必然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核,对这一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具有文化上的影响力。"第三罗马"———弥赛亚思想推动了苏俄外交对世界革命的呼唤,东正教所培育的坚毅、忍耐的民族性格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战胜在国际关系中遭受到的困难,并走上与资本主义世界既斗争又共处的道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梁启超小说观的国学背景

梁启超小说观的形成,尽管是在西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文化刺激下孕育的,但是,其精神实质还是民族传统文化,是传统儒释精神糅合的产物,这种特点既表现在梁启超小说新民的工具理念上,也表现在梁启超对小说阐释的民族言说方式上。     

俄罗斯外交文化因素动因分析

俄罗斯文化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精神气质,还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俄罗斯文化中的积极要素能够凝聚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使之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强大,但另一方面文化中狭隘的民族主义要素与东西文化的两重性也使之在外交政策上摇摆不定,制约了其对外关系发展。     

日本企业的精神文柱——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它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文化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文化环境，企业文化也被称之为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因而它既具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在日本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催生了日本的企业文化，又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作用。     

民族诗歌英译中审美意识的延伸和保留——基于文化归属视角

民族文化独有的特质是其存在的真正价值,扎根于文化本位的民族认同在根本上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语符化,蕴含着民族精神、民族审美、民族思想等民族意识形态。文化归属视角下,民族文学的传播必须保留审美在内的民族意识形态。民族诗歌英译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译者主体性、诗歌的文体特征等因素制约,诗歌的思想性、审美价值往往会受到影响,诗歌原作的民族审美意识不能得到全方位体现,偏离了民族诗歌文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此分析了影响民族诗歌英译中审美意识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从诗歌所属民族的文化理解、意境构建、语言对应、诗歌的主题精神把握等方面来延伸和保留民族诗歌英译中的民族审美意识。     

日语的民族表达及文化心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隐含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对语言文化心理的深刻理解有助于特定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认知和把握。日本语言有含蓄、舒缓、敬语、残缺等特色表达方式,这些特色化的语言表达方式隐含了日本暧昧文化、和文化、耻文化和等级文化等多种民族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