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智能化运用的老旧小区治安治理理念创新与体系重构

当前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化为治安治理工作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公安机关作为治安治理的重要主体必须立足社区警务工作实际,使大数据与警务工作相结合、与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以老旧小区智慧社区建设为实例,分析其挖掘和整合治安治理资源、为治安治理提供数据支撑、提升老旧小区治安防范水平的措施、经验,可以借此为加强老旧小区治安治理、推动公安基础和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提供实践参考和对策建议。     

论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警务的发展路径

在当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宏观格局下,谋划我国社区警务的发展进路是现实形势发展的要求。现代社区警务与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社会治理理念有待加强,社区警务观念有待更新;社区警务机制僵化,基层警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信息化建设不平衡,依托信息技术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社区警务的治理技术;需要强化公安机关与社会的密切合作,协同治理,从而提高社区警务工作的整体效能。     

公民治理理论视角下社区治安防控探析

社区治安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治安案件呈上升趋势,过去的治安防控已经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公民治理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治理理论,其主要理念是把过去以官僚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体制。该理论对目前我国社区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社区治安群论

社区治安群理论是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治安治理理论范式和认知框架,具有自身的概念、范畴,命题、假设,逻辑结构,形成、发展条件,动力机制,运行模式,优化途径,权力与责任体系设置原则以及制度创新体系构建理念和绩效评估方式选择等理论。     

虚拟社会的治安问题及防控对策研究

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推动着虚拟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治安问题也随之凸显,严重影响到虚拟社会的健康发展。虚拟社会的治安问题主要表现为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扰乱网络秩序妨害虚拟社会管理的行为以及网络侵权行为等三种类型。因虚拟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现实社会的特殊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律,虚拟社会的治安防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当前我国虚拟社会治安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制度防控、协同防控、社会防控以及技术防控等四个方面着手,推动虚拟社会治安防控建设的有效进行。     

当代中国群防群治制度的优势及效能转化

群防群治制度在当代中国国家治安治理体系中彰显了支持、辅助、桥梁的制度优势。新时代，在推进国家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方式的法治化、技术的信息化、运行的合作化等路径目标对群防群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增强群防群治参与主体的能力，加强群防群治的法治化建设，打造“互联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建立多维合作机制，进一步将群防群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国家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治安防控协同机制研究

治安防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社会管理活动,但在实践中存在“边缘化”和“碎片化”等问题.投入和目标是治安防控协同的两个重要变量,不同主体的投入行为和工作目标,对治安防控的协同行为及其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不同的协同关系,治安防控协同方式可分为战略性协同、合作性协同、市场性协同和监管性协同.     

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

社区教育是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目前社区教育存在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多元参与力量发展不平衡、基础能力较弱和资源未能有效开发整合等问题,制约了其助力社区治理作用的发挥。对此,要明晰价值定位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增进多元教育主体良性互动推动协商共治,加强社区教育机构实体化建设,充分整合社区资源以善学促善治。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等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而如何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更是实践工作者亟待突破的现实难题。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探析

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加速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为了维护良好的社区治安环境,应对社会转型压力,公安机关在警务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管理模式,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社区治安的网格化管理体系。该文在界定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对实行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的价值作了详细分析,并从加强社会协同、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强化网格化领导三方面对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的构建和完善作了阐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协同共治”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城郊村普遍存在的边缘治理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在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下,浙江省东阳市通过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保留城郊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加强行政管控与引导服务、发挥经济能人的治理能力与社会责任,初步探索出城郊村社区的"协同共治"模式,为城郊村民的有序城镇化与社区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农村社区“上下联动”协同治理的机理与效用——基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调查

"上下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实质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众有序参与,是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的一种治理机制。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做法主要体现为三点,即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保障了联动协同治理能力、通过富民工程深化了联动协同治理内容、通过丰富协商方式提升了联动协同治理效用。     

着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正>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参与路径研究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认为,社区治安参与是一种社会行动现象。治安参与行动过程涉及行动者、目标、情境和规范要素等具体内容,社区治安参与的路径选择,要平衡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格局,对接不同主体的价值期待,丰富拓展治安物质文化资源,建立完善的治安参与制度。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