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基本问题法理分析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重要体现.它是当代中国法的渊源和法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层级地位仅次于宪法和《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不得违背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与有关规定.它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冲突适用,应严格依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变通和补充法律规定属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范畴,法律变通规定应该包括补充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变通权属于职权立法.     

论立法变通权

立法交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立法交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形，尤其要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且立法变通权的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权的新解说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自治权,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称为自治立法权。根据《刑法》第九十条,民族自治地方的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权,此称为变通权。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此称为法律保留原则。上述规定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自治立法权和变通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通权是否违背《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自治立法权的法源根据是宪法,而变通权的法源根据首先在于法律(还可能包括行政法规),其次在于宪法。在法律的层次内,二者可以是统一的,在行政法规的层次内,二者是分离的。变通权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原因是根据宪法规定,自治立法权中包含了变通权,此种变通权在法律的授权内具有独立的意义。     

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问题

行政许可法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根据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条例没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然而,就立法权限而言,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要比非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要充分得多,它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因此,应当具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至少也要能够作变通或补充规定。     

中国行政法法源理论及其重构

我国行政法学的通说否认“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不成文法规范的法源地位,认为行政法的法源仅仅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这种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它建立在以立法权为核心的法源学说之上,违反了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割裂了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并带来理论和实践中的大量矛盾冲突。因此,中国应当重构行政法的法源理论,承认“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不成文法规范的法源地位。     

浅论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权

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鉴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便于国家的法律能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好执行 ,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民族地区的立法变通权实质上属于民族区域自治权 ,是自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法变通权不是无限的 ,它在主体、目的、范围、立法程序和原则上都受到相应的规制     

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地方民主与公民参政的法定化制度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但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民主权特别是直接民主权缺乏法律保障,参政形式比较单一。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研究实行地方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有益形式,建立健全地方民主和公民参政的法律机制。     

论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定根据

我国《刑法》第90条对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定规定了具体的原则、根据和程序;在制定刑法变通、补充规定时,除要遵循必要的法治原则外,尚应着重考虑影响社会危害性变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这是制定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内在根据;社会危害性理论、刑罚的目的论和刑罚的效益论为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补充规定提供了理论诠释。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处理，采取的是立法化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缺位，以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加剧了立法化分权模式在实践中异化为行政化分权模式的危机，严重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行使。为此，应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分权制度，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分权规则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关系，化解立法化分权模式异化的危机。     

法与法律概念之逻辑分析

分析法与法律概念 ,在理论上有利于对其他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在实践上有利于避免法与现实生活的相脱离 ,从而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但与竞争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竞争法对知识产权具有“抑”与“扬”的双重功效,既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时,竞争法应对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予以豁免,对不正当行为予以约束。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与法律实施

在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保证法律贯彻实施的关键,是从根本上破除领导干部中的"人治"思想,增强其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素质。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法治的重要性,严格把好使用干部关,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健全执法责任制,真正把法律的贯彻实施落到实处。     

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的实质涉及法哲学中一对基本价值———正义与安全———的二律背反。本文认为 ,在此问题上 ,法官透过当事人的表面行为探究其内心真意的做法是必要和合理的 ,即个别正义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优先性。在规避外国法行为效力的问题上 ,通过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本质 ,其与公共秩序保留的关系及一些实际操作中具体问题的分析 ,得出结论 ,规避外国法和规避国内法的行为一样构成法律规避 ,应受法律规制。     

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法解释学进路

规范执法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吁求。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要强调以法律为自洽的范畴，在实定法范畴内达成规范执法，即以现行法律为执法的唯一和最高标准，以法律解释技术为桥梁，沟通事实与法律，以实现统一的执法程式和执法尺度，促成执法的确定性、规范化。     

习惯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

作为人类最早出现、历史最为悠久的法,习惯法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的广大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中华法系内容的丰富、对中华法系成果的传播、中华法系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领域、解决目前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正确对待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法文化。     

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应然目标,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它需要通过特定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实现。文章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历史根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     

经济法与经济法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30年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质变的30年,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从无到有、迈出了第一步的30年,而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层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中国经济法及经济法治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三十而立",于此历史性时刻,回顾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治的历程,其意义不言而喻。本刊特在2008年末期刊登中国当代经济法学家史际春教授的一篇访谈录,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