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区居委会建设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一、居委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居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其他机关组织彼此都是独立的主体,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和服从关系。根据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居委会的权力来源是社区的居民授权,而不是上级行政机构授权;其权力性质是社区自治权,而非国家公共权力,居委会不是政府系统中的组成机构。居委会是社区居民通过契约方式产生的,它必须代表社区居民普遍的利益和要求。作为社区居民意志的代表性机构,它有义务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传达居民要求,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警务

社区自治组织一般是指由社区居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代表和组织社区居民实施社区自治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这类社区自治组织所具有的群众性、自治性、基层性、地域性、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其在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是有效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的重要保证。     

构建和谐社区的法律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在把社区自治作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系统的社区自治法律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及监督。依法加强居委会组织队伍建设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创建管理有序、民主和谐的自治型和谐社区。     

论城市社区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通过对我国城市居委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社区行政化其实是一个逐步减缓的过程。摆脱社区行政化,最终实现社区自治,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不仅应该完善社区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职能权限,而且还应努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居民的自治精神。     

社区居委会选举冷漠问题研究

随着社区自治的不断深化发展,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也日益壮大,社区居委会选举地位也日益重要。但是无论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还是在社区日常自治工作上,居民表现出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度低等问题。本文初步探讨了社区选举冷漠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若干策略和建议。     

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 原因 对策

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困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快速发展的仍旧是低度的居民参与。这种低度参与表现为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狭窄,社区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社区参与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区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显著导致居民利益诉求难以上传,由政府发起的社区建设重在改善基层管理而非培育自治力量,居民资源获取多元使得社区动员渐失魅力。改善对策为：居委会功能去行政化;居民利益社区化;培育社区民主自治文化。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

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社区,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居委会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引导和控制,实现了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居民通过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扩大了社区的自治空间。     

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现状及法律原因分析

城市居民委员会具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独立法律地位与人格,在实现社区居民自治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政府的不当干涉,群众的参与不足以及居委会的自我放任,使得这一制度的价值近乎流失。文章以法律为视角,指出应从立法、执法、守法和监督救济诸方面入手,来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社区在构建城市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探析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础,是整体社会的一个缩影。和谐社区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城市和谐社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理顺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与社区自主管理系统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自主管理相结合;加强社区民间组织的建设,创建一个社区生活自我服务的社区服务系统,完善社区的社会保护功能;完善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使居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扩大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程度,倡导居民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社区实践——以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为例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依据自身特点,主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深化创新了以组织建设细胞化、自治管理民主化、社区服务人本化的"三化合一"的居民自治管理新模式;强化社区综管站建设,推行社会服务网格化管理机制;实施"三大工程",夯实创新基础,实现了院落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居民的满意率和幸福指数大大提升。其中,实行居行分设,为社区松绑;推行院落居民自治和规范院落民主管理是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基于江苏省南通市邻里建设的调查

强化居民参与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法理要求,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实效提升的必备路径。但实然方面,居委会角色偏差严重、居民参与动力不足以及参与渠道不畅,使得城市社区治理的社区需求回应能力低下,这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点。南通市邻里建设将治理空间由社区下沉到居民小区的相邻楼幢,如此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治理有精准切口提供保障;同时通过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志愿组织等社区组织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切实有效平台,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参与动力,同时也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自治水平。     

论创新社区自治管理模式——以济南市历山名郡社区“名郡俱乐部”服务型社区自治为例

如何创新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社会治理和社区整合机制,提高居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水平,是创建和谐社区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党工委在历山名郡社区推行由社区党委为核心、居委会为指导协调、名郡俱乐部为平台的＂服务型俱乐部＂社区自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三项措施”推进区域化党建

坚持“三线运行”，健全社区区域化党建组织基础。以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重点，将党组织延伸至138个网格，建立完善社区党的组织体系。以推进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为目标，广泛搭建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栋长、楼门信息员4级自治构架，建立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选聘105名辖区单位领导担任街道、社区“大工委”兼职委员或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建立完善以区、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路径探析——以珠海康宁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是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多发区和敏感区。大量事实表明，以“政府包揽”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强社区民主自治，推动社区居民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自我发展势在必行。珠海康宁社区民主自治的实践提示我们，必须在党和政府主导下推进城市社区民主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