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政党外交大有可为——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率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非洲三国

应尼日尔"全国发展社会运动-纳萨拉"党(简称发展运动党)、塞内加尔民主党、刚果(金)重建与民主人民党(简称人民党)的邀请,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率中共友好代表团,于2007年9月3-19日访问上述三国.     

交流经验,共同发展--第六次非洲执政党研讨考察活动侧记

今年9月6—24日,第六次非洲执政党研讨考察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佛得角、刚果、加蓬、吉布提和尼日尔五国执政党的代表与会。此次活动的主题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经验与教训”。与会各国代表围绕在全球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交流。     

外国执政党促进社会诚信友爱的理念、做法及启示

诚信友爱是当今世界主流执政党加强社会建设的共识。各国执政党大都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把诚信友爱摆在执政理念的突出位置，努力构建和谐的人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简讯

<正>(7月21日至8月20日)7月19—30日,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由希腊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激进左翼联盟党、共产党青年政治家组成的希腊多党青年干部考察团访华。■7月20—28日,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全国执委会培训书记易卜拉欣·玛玛纳率该党干部考察团访华。■7月20—29日,应中共中央     

密切党社关系必须解决好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问题

新中国成立60余年,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仍然难言清晰与准确。而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决策,曾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的根本利益,伤害了他们原来所抱持的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和感情,进而危及到执政党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危及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当下,影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纽结,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与把握的程度。因此,执政党迫切需要跳出对于社会主义之传统认识的迷局,挣脱所有制性质问题上的思想束缚,打破国有制崇拜的迷思,抱定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动摇,以之为根本指导思想去指导和检验所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实践,由之方可创造执政党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格局,为执政党奠定坚如磐石的社会基础。     

从社会管理透视国外执政当局内治国理政之得失

社会管理是衡量执政当局治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样化，国外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对执政当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更高的执政要求。当今国外许多执政党经受了这场“管理革命”的考验，但也有不少执政党为此栽跟头，甚至痛失政权。国外经验教训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某些启迪意义，需要我们去加以汲取和总结。     

教育生活化: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路径研究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党的主体利益,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着社会成员的主体利益,二者并不等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只有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现实地起作用,才能发挥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执政党意识形态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必须经过教育,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功能出发,将教育立足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采取教育生活...     

2011年第二季度世界政党形势综述

2011年第二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发展影响，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生态深入演变，欧洲的反政治体制运动影响凸显，美日朝野恶斗深化。中东地区多国党争或朝野博弈继续发酵，执政党困境普遍加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执政损耗显露，     

“开局之年”,棋过中盘

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执政党着力破解的新课题。随着四级党委集中换届的展开,执政党的发展变革成为政改的中心议题。     

国外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日趋深入,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等领域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中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压力和挑战。这些政党应对压力和挑战的政策、举措,对我国不乏借鉴意义。为此,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以当前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之策为课题,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党为研究对象,着重选取发展模式、社会公正、公民社会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内容,对国外政党面临的困境与应对之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Excluded Again: Village Politics at the Aid Interface

Making use of a rural household survey, we show that in villages with a stronger monopolisation of the aid interface by local élites,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excluded from all aid. Moreover, these villages have less access to aid but this tends to be insufficient for political alternatives to emerge spontaneously, mainly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low visibility in these villages. Finally, if village members themselves manage to bring about a political change, thi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most excluded. We recommend aid donors to assume a more active role in searching and selecting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