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重要转变的起步——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国民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勇气与贡献——李富春经济调整工作述略

６０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解决“大跃进”带来的诸多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富春与经济工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形成１９６０年，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的最后一年，国家的经济业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这年６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前夕的中央座谈会上，李富春在发言中十分尖税…     

重要转变的起步——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李富春、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从1961年开始到1965年结束的国民经济调整,根据工作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到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严重困难,经济工作“以调整为中心”,主要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大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尽可能地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增加农村社队所需的贷款和物资;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工业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由于措施果断有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明显的效果。到1963年初,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3年     

重要转变的起步——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富春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纪念李富春诞辰110周年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青团要当好党的助手（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你们这次大会①提出的“劳动、学习、团结”六个字的方针，我看是提得好的。这六个字的方针就是总结工作。你们不是说总结经验不够吗？什么叫总结经验？这六个字就总结了主要的经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为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响应毛泽东号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推动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逐步恢复被“大跃进”运动破坏的社会经济秩序。他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积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调：经济建设要贯彻综合平衡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群众满意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思想成果，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也为改革开放后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焕发青春 再铸辉煌——工商篇：那些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品牌……

在改革开放初期，天津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努力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六五”期间，天津对轻工业发展实行了“六个优先”政策，经过10余年对轻工业大量固定资产投入，到1990年天津轻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3．4倍，年均递增13％，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重工业。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21、为什么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确定的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它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首先是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清除“左”的影响,造成了一九七八年     

刘少奇与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

６０年代初，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贯彻这一方针，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还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在第一线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无论在对形势的估计上，还是在“八字方针”的制定及贯彻实施上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作出了“三七开”这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５０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     

论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纠“左”不彻底的原因

六十年代初，面对“大跃进”的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纠“左”的问题．经过一番曲折的认识过程，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要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反对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保持综合平衡；中国的国情决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调整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也不能评价过高，其认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     

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实现科学发展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对我省的影响，确保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省财政厅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相结合，提出财政部门应牢牢把握“引、支、救、保、压、管”六字方针。     

“廉”字的六层含义

“廉”字的六层含义“廉”字的含义十分丰富。《周礼》记载，“廉”的含义为：“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善”，指能行于事，能获得出众的好评；“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廉敬”，指不懈于位，尽职守责；...     

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的由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是指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进行监督，但由于共产党处在领导位置，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肝胆相照”，是讲彼此信任、坦诚相见；“荣辱与共”，是讲共同的事业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十六字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

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郭学旺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即：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的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指导方针的第一次调整；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的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方针的第二次调整；１９８...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中的粮食观及其影响

毛泽东在指导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有众多因素,特别是与毛泽东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在粮食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困难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对解决粮食问题的战略思考,从而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粮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国民经济调整进程及成效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再次出现违背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及时发现这种倾向,推动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这次调整不仅较好地解决了1978年出现的“洋冒进”,而且初步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及以前经济建设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