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问题探析

近年来,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海事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授权下进行了包括立法在内的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对国际海事组织构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框架进行厘清的基础上,就其框架中体现出的"不优惠待遇"原则及相关的减排机制进行分析,认为相关制度还有待调整以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未懈,但成效有限。在此过程中,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做了积极探索,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国际环境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议题——挑战与应对

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际环境法的热点问题,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其在国际法上的涵义和地位,即"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公约后的履约谈判伴随着重重困境,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受到理应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抨击和阻挠。在国际环境法视角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人均排放权"主张不仅需要继续加强,而且公平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也应该持续并深入的应用到气候变化谈判中,以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     

气候变化问题之批判

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与认知的多样性矛盾需要正视和解决.人类既要通过温室气体减排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增汇和水利来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效应的修复."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利益格局取决于直接经济损益、国际经济格局和治理多向性受益格局.解决现有矛盾的方法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现有的减排增汇机制中加入水循环改善因素,进一步明确各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分工.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发挥水循环修复气候变化的功能.碳汇交易是连接减排与增汇的桥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正义

1997年12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终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终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环保人士认为,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保护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2020年前,京都机制对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论美国在虐待战俘事件中的国家责任

美军虐俘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等条约，不论虐俘行为是美军士兵的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行为，美国作为众多人道公约和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应该承担国家责任。国际社会应加强这方面的国际监督，以保护战俘免受非人道的待遇。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气候变化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

谭焕新在《南风窗》撰文指出：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其实质却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围绕这次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表现空前团结。很显然，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是“无限制排放”的时代。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施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清洁发展机制给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我国在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过程中，应注意交易价格、碳泄漏、法制建设等问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

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已举办了15次,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这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来看,哥本哈根会议为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指明了方向,但会上充斥的各种明争暗斗也预示着未来的谈判之路依然艰辛。总之,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各种力量将在竞争中磨合,共同塑造新的气候政治格局。     

"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京都议定书》中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豁免期截止于2012年,这使得“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重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发展中国家实质性义务的承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将在这一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笔者认为,在国际立法场合,中国仍应积极主张国际法所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维护国际环境义务的南北平衡。     

林业碳汇项目中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对策

林业碳汇具有减缓温室气体效应的独特功能,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如果没能对林业碳汇项目进行合理规制,将会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而削减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的中国,在实施林业碳汇项目过程中,应从法律层面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赢.     

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应对——后京都时代的中国节能减排立法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使命感和时代感在逐渐增强,节能减排的形势和要求在不断强化,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我国面临的压力将逐渐增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的走向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一系列严格有效的措施,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出台,强化了我国直面气候变化问题,寻求解决路径的紧迫感。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时代的际遇,挖掘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节能减排的潜力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文,探讨此论题。     

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也与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不同,处于一个比较特别的中间地带。所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虽然是国内立法,但必然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长期而艰巨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以全球公益之人文情怀为谋求人类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论我国刑法受贿罪的完善——以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为视角

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努力使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内容接轨,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也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带来了国内立法完善问题.该公约关于洗钱罪的规定与我国《刑法》规定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以及犯罪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必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完善洗钱罪立法,使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与之协调一致.     

“区域”制度背景下缔约国损害赔偿责任探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为具有其国籍或其有效控制的深海底活动承包者提供担保。缔约国因此也承担着健全国内立法的义务,以及承包者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缔约国国内立法如何"确保"承包者履行义务、应当采取怎样的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问题予以细化。为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对我国深海底立法提出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基础研究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     

我国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构架了一座桥梁。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应履行《公约》所赋予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服务。它要求我们加强对《公约》的研究。本文从我国法律、特别是我国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所存在的冲突进行探究,揭示我国刑法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更好地利用《公约》为我服务。     

21世纪低碳经济发展潮流与道路选择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困境。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配置,选择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将为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赢得发展的先机。     

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构架了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的一座桥梁。中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要履行《公约》所设定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打击腐败犯罪服务。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对《公约》进行深入地研究,从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存在的差距着手,找出冲突所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得能更好地适用《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