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如何成为习惯法及其方法论意蕴——两种认可说的比较分析

习惯如何成为习惯法的问题必须从界定"习惯"、"习惯法"这对概念入手,而不同的定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该问题的态度或立场。社会认可说与国家认可说是人们在回答上述问题上的两种立场或学说,它们背后各自隐藏着一幅研究者据以解释经验事实的理想图景。其中国家认可说与文化研究中的"大传统"模式、制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相互支持,极大地阻碍了习惯法研究。上述讨论启示我们,在习惯法研究中必须确立正确的方法论立场,才能比较客观地还原习惯法的本质和拓展习惯法研究的深度。     

论民法渊源之民事习惯

民事习惯作为法律之外调整市民社会中私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亦十分重视民事习惯,尽可能地探究和吸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民事习惯。但我国在民事立法方面对民事习惯的重视极为不够,学界对民事习惯的研究也比较匮乏,几个相关概念的含义有较大的争议。因此,本文首先界定民事习惯,定义习惯、习惯法两个与民事习惯相近似的概念,辨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结合国外和我国封建时期的做法,阐释民事习惯的民法渊源地位。进而介绍民事习惯目前在我国的立法现状,指出我国现行立法对民事习惯的忽视;重点分析了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价值与重要性;最后提出完善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地位的做法。     

论习惯作为民法法源

《民法典》第10条规定了习惯法源条款,该条所称的习惯应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的习惯。适用习惯法需满足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条件。厘清习惯与习惯法二者的区别,对习惯加以识别,是正确适用习惯法裁判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审查,认为习惯可以适用的,将其作为习惯法,实为《法官法》的一种表现形式。适用习惯法处理争议既有利于弥补制定法的不足,又能展现我们民族的良善法文化。     

探究《物权法》与物权习惯法的融合点

物权交易的规则可以扩大理解为制定法和习惯法。习惯法中的物权公示的形式及变动的规则符合我国物权法的物权法定原则。甘南藏族自治州物权习惯法表明了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的客观存在,应当充分认识这一习惯法的功效,总结其社会价值和对甘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南诏国的习惯法与社会控制研究

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体系应用各种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及相互关系进行指引和调节以实现安宁和协调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习惯法虽有多种解释习惯但可以归纳为社会人群的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已经确定,被人们所公认并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惯法[1](P236)。在     

法律亚权利:权利拓展的文化背景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权利现象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渐进过程.权利拓展背后的现象之一是法律亚权利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我们的态度是惟一的,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     

论习惯在中国的法源地位

习惯作为中国法律渊源的地位已经得以明确。从理论层面来看,无论是从法的一般发展历程、习惯自身所具备的特性、中国原有的法律实践传统,还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经验来看,确定习惯作为法律渊源是对法律表现形式的积极扩展,也是对法律制度的理性发展。司法实务中适用习惯,能够有效地填补成文法的漏洞,也有利于提高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促进司法产生更加积极的社会效果。在协调习惯与其他正式法律渊源的关系时,通常应当遵循正式法律渊源优先的基本思路。     

民事习惯的基本问题和法律适用研究

<正>在日常生活中,民事习惯为人们生活秩序和纠纷处理带来了标准和规范。作为习惯法性质的规则和社会风俗,民事习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交易中充满活力。孟德斯鸠曾言:"法律还应顾及基本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自由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偏好、财富、人口多寡,以及他们的贸易、风俗习惯等等。"在世界各国立法中,民事习惯都成为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在罗马法和习惯法基础上,《法国民法典》统一了法国民事活动。尽管1804年《法国民法典》并     

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机制研究

民俗习惯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依据,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合作与补充。传统社会和现代法治之间的裂隙、法律的漏洞或不确定性为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达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但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之处,如何将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达到规则之治和解决纠纷的统一便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凉山彝族习惯法探析——以普雄地区习惯法为重点的考察

以普雄地区习惯法为考察重点,介绍凉山彝族习惯法的概念以及普雄地区习惯法的具体内容,剖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特点和作用。凉山彝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的不足,维持社会秩序以及传承彝族法律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克服其消极影响,从而在凉山彝区社会中实现法治现代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和谐发展,推进民族法治建设。     

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出路

习惯规则作为民间社会行为规范,将其引入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缺陷。但习惯规则的司法适用面临理论与立法上等外在困境及其自身的内在困境。鉴于此困境,可在充分借鉴国外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入手寻找出路。     

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能够弥补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也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社会规则的需要。在社会转型期,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国家制定法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可以在法律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一些优秀的做法,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惯与风俗,从而满足社会各方面利益的需求。     

藏区习惯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冲突和融合——以藏族赔命价为例

藏区习惯法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与现行国家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冲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以藏区习惯法中典型的赔命价为例,藏区习惯法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一定冲突的同时,也有补充和完善的效能。因此,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对藏区习惯法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借鉴,使二者协调发展。这种理论观点既有利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习惯,又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尤其是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和稳定藏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评析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法律概念的创设则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百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和国际刑事诉讼规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规范制度的概括表明，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特有的价值模式。因此，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的析明将展现出一门新的法律，认识并发展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社会理性与深化改革(续)

加强法律建设是根本我们知道 ,法律的经济效益是通过其很好地界定个人与企业的权力 ,来降低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与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这么认为 :缺乏法律的场合 ,个人的权力将无法得到清晰的界定 ,个人将无法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进行准确的预见 ,其后果势必会增加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与不确定性 ,而使社会经济福利大幅下降。改革 2 0年来 ,中国法律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改革要求政府放松管制以后 ,由于法律的供给滞后 ,从而导致社会侵犯与犯罪的增加 ,腐败之风也在政府部门滋生蔓延 ,所有这些进一…     

论习惯国际刑法的适用

习惯国际刑法指的是那些旨在制裁、防范国际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且具有明显强行法性质的各类国际刑事习惯规范的总称。习惯国际刑法在国际刑法的实体和程序领域有广泛的适用;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有助于习惯国际刑法规则的形成,同时,国家刑法在适用习惯国际刑法裁判某一国际犯罪案件或者执行国际犯罪案件判决的时候,会与本国固有法律相冲突。     

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交易习惯的举证与认定

交易习惯是指在各种先前的商事活动、交易行为中形成的惯常模式或者习惯性做法,在我国的制度法规中有很高的地位,它具有伦理性、自足性、约定性、自发性的本质属性。交易习惯必须是在商业活动中经过反复实践的,其举证和认定必须遵循时间和空间要素,还具有必须符合法律制度,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等构成要件。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公序良俗原则确立与《民法典》的人文升华

《民法典》确立公序良俗原则,意味着既确认“习惯”“公序良俗”为民事法源,又确认“公序良俗”为习惯法源的是非标准,这一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于承认民间社会生活自发生成的规矩秩序为民事补充法源,承认人民大众有集体无意识参与民事法源创制的权利。这既是从苏维埃法制理念向当代世界法治理念的升华,也是回归中华人文价值暨世界共同价值的升华。这一进步意义可以从公序良俗作为习惯法源之“宪法”、确立公序良俗原则的政治变革意义、当前民事立法司法的公序良俗省察、通过风俗习惯认识和把握公序良俗等角度入手作分析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