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城市新型社区中的权力博弈——以某市Z小区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自治型社区过渡,城市新型社区的出现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活力。新型社区的特点导致了社区冲突出现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权力博弈。本文以太原市Z小区作为研究个案,还原了该社区的冲突过程,分析了三大权力主体——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博弈,为城市社区的自治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村三个重要阶段。当前我国的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态势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同时增加了村落社区社会整合的难度。     

论西方国家中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

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种位置是怎样获得的等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构成人类政治生活主要方面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又是依据什么原则作出的，则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按照拉斯维尔的说法，政治学所要关心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那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即研究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就是一个澄清处于一定社会位置的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和能指望得到多少政治权力的适当话题了。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关系的     

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的创建与思考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新形势和新情况下如何深化代表工作,更好地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发挥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是基层人大工作的重要课题.2008年6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文要求推广和加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以下简称代表联络站).本文以龙岗区的实践经验为蓝本,对代表联络站的建设作一个初步探讨.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与促进社会和谐

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领域的朝阳制度,代表了现代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社区矫正以行刑的人道化、社会化和个别化,实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文明发展.在我国推广并完善社区矫正,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历史新高点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努力抓好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业主协会参与美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业主协会是美国近三十年来少有迅速发展的社会组织,其已成为美国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业主协会解决了美国历史上分区制和集体财产流动的两大难题,并在业主、政府和开发商三元利益推动下向美国其他地区不断蔓延。以HOAs为例,从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人力资源、职能定位和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对其运作模式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HOAs与政府运作机制的比较,指出业主协会在美国城市治理中的优势和困境。抛开业主协会在城市治理中的传统优势不论,重点反思了其在社区隔离、自治反噬和权责匹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城市治理的警示意义。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现层面来看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 ,注重技术、贸易程序 ,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无法形成超强干预 ,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 ,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 ,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 ,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 ,协同演进 ,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一体多翼”善治模式:破解现行社区治理困境的应然选择北大核心

现行社区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物业公司及业委会处于从属地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多重治理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博弈现象。政府机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协同治理社区时,主体之间因权责界定模糊而无法很好协调,导致了社区"多中心治理"下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直面现实,社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建立以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政府、物业公司及社会各界处于辅助地位的"一体多翼"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权力与惩防腐败体制创新研究

社会权力是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因资源的拥有而具有的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社会权力从功能角度,可区分为顺向为社会权力与逆向为社会权力。顺向为社会权力促进与维护社会发展;而逆向为社会权力与社会发展相背离,并通过渗透国家权力来腐蚀国家公务人员,是我国当前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提升社会权力的正面维护、削弱社会权力的负面侵蚀,是建构惩防腐败体系的有效路径。     

“一体多翼”善治模式:破解现行社区治理困境的应然选择

现行社区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物业公司及业委会处于从属地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多重治理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博弈现象。政府机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协同治理社区时,主体之间因权责界定模糊而无法很好协调,导致了社区"多中心治理"下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直面现实,社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建立以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政府、物业公司及社会各界处于辅助地位的"一体多翼"社区治理体系。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论律师协会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化和行政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着特定领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成为新的行政主体。因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律师协会既可能与国家行政机关一样,处于行政主体地位;也可能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样,处于行政相对人地位。律师协会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使它具有沟通协调、利益代表、行业管理、维护权益、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     

热线服务机构作为兜底部门的内在逻辑——基于结构—制度—能动的分析框架

处理剩余事务的兜底部门权力的正式化是中国基层治理重要的创新实践。热线服务机构权能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实现了以人际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向以组织职能为代表的正式权力的转变，这一过程是由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倾向于更主动地维护自身权益，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从客观上造就了更复杂的行政环境；由于组织专业化与竞争性增强，难以量化的民众满意度在其他部门中的目标排序远不如其价值靠前，兜底部门已经难以凭借非正式权力促进跨部门协作，只能更多地依靠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总之，结构—制度—能动的框架以过程为中心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互动，从政策执行的维度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治理效能上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