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罪犯心理矫治跃升研究

罪犯心理矫治可以预知危险,消除隐患,探寻规律,为监狱超前防控提供科学依据,稳定监内改造秩序,指导安全防范工作,维护监狱安全稳定;可以修正罪犯模糊认知,把握罪犯心理特点,帮助罪犯调整心态,应对服刑期间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应对刑释后社会生活,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创新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必须根据社会管理和监狱管理创新以及"治本安全观"的相关要求,明晰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进一步发展战略、加强心理矫治人员专业化队伍建设、建立相对完善和科学的心理矫治运行机制、借鉴国外经验和利用社会资源,全力提升心理矫治工作效能,全面挖掘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跃升的新动能。     

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随着心理矫治工作的推广,越来越多受命组织和实施心理矫治的监狱干警,急迫需要了解组织和实施心理矫治工作的具体做法。在指导监狱开展心理矫治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组织和实施心理矫治必须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创新罪犯心理矫治路径研究——监狱监区罪犯心理矫治解读

罪犯心理矫治必须根据社会管理和监狱管理创新的有关要求,结合监狱实际和罪犯思想、心理、行为特点,探索和推进监狱监区心理矫治工作。按照"教育为本""底线思维""归零意识"等要求,更新矫治质量、效率意识、成本意识、科技强教等心理矫治理念,引领监区心理矫治超前推进;进行科学化设置、专业化保障、规范化运行,筑牢监区心理矫治基础建设;建立监区罪犯心理防控联动、多元激励以及协同协作等机制,铆足监区心理矫治发展后劲儿;开展针对性监区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有效的监区心理咨询及心理危机干预,推进监区罪犯自我矫治,提升心理矫治效能,全面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     

浅议专业心理矫治与个别教育的结合

由于罪犯心理矫治的特殊性 ,决定了必须采取区别于一般人群心理矫治的特殊形式和方法。借鉴和引入心理矫治理论和技术 ,丰富和改进个别教育工作 ,并与监狱专业心理矫治有机结合 ,是监狱开展罪犯心理矫治的必由之路。     

论监狱心理咨询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对策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首要标准＂的语境下,监狱的心理矫治工作作为实现矫正罪犯的新的方法手段,以符合教育方法创新、能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内涵,迎来了强化和发展的春天。当前监狱心理咨询师队伍已成规模,心理矫治工作效果备受关注,进一步强化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以期心理矫治手段能更充分地发挥好技防人防一体化的功能。     

罪犯心理状况研究与心理矫治体系的构建

监狱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予系统,干警与罪犯、监管与改造的这种特殊人际关系会影响他们的知觉、观念、行为导向,形成监狱内特殊的心理体系。罪犯的心理状况极大地影响改造成效,我国从80年代起建立罪犯心理矫治体系,它对于稳定监狱工作秩序和监管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文章在分析当前犯罪心理矫治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粗浅的构想,以期对监狱心理矫治的进步提供有益探索。     

论罪犯心理矫治的模式选择

我国监狱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模式 :发展模式 ,注重健康导向、平等关系 ,着眼发展与潜力开发 ;医疗模式 ,注重病理导向、医患关系 ,着眼疾病治疗 ,重视技术运用 ;改造模式 ,注重思想导向、教导关系 ,着眼监狱安全 ,重视探测不良思想 ;全员训导模式 ,注重心理决定导向、训导关系 ,着眼全员参与 ,重视传统经验和日常训练。前两种属于狭义的心理矫治模式 ,专业性强 ;后两种属于广义的心理矫治模式 ,值得提倡和鼓励 ,但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并且要与专业性的心理矫治工作区别开来。     

我国监狱罪犯矫治模式及效能问题实证研究——以163例12348中国法网监狱矫治个案为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163例12348中国法网中的各监狱罪犯教育矫治典型个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罪犯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分析我国监狱教育矫治罪犯的模式特征及矫治效能问题。结果显示:监狱矫治罪犯在年龄、是否顽危犯、法制教育、管控措施、心理措施等维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我国的监禁矫治措施对某些罪犯具有较好效能。这表明我国监狱矫治罪犯工作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教育矫治模式且已在各监狱扩展开来,心理矫治措施已在较多监狱推广使用并取得了较好效能。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治本”再思考

司法部原部长张军同志提出:"教育改造罪犯是监狱的本职,要把‘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在治本安全观的指导下,心理矫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如何科学认识和做好心理矫治工作是摆在监狱心理咨询师面前的重要课题。重新审视和推进该项工作也是监狱工作的重心。     

对一名有自杀倾向未成年犯的心理矫治

对罪犯进行心理卫生教育,实施心理矫治,是新时期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稳定监管改造秩序、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和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必然要求。我所自1990年开始对未成年犯开展心理咨询,实施心理矫治,并按照“营造矫治氛围,形成工作制度,建设硬件设施,抓好矫治典型”的思路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先后     

罪犯教育改造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

现行的监狱会计制度不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成本进行核算,主要原因是教育改造活动被认为是非生产性活动,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监狱只管支出。这种不核算成本的模式,不利于监狱的财务管理,也很难使监狱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监狱的教育改造效益也无法实现准确考核。实行教育改造成本核算,可为监狱制定经费支出标准提供科学依据。随着监狱教育改造模式多元化,罪犯教育改造成本的核算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改造成本核算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城市化发展中的罪犯矫正社会化

现代罪犯矫正理论要求通过对罪犯进行专门的、有效的矫正工作,促进其适应社会,最终回归社会。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矫正模式,已无法适应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因而监狱对罪犯的矫正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依据中国特有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实现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罪犯矫正的社会化和矫正手段的社会化。     

监狱推行警察岗位资格制度的关键问题与可能路径

警察队伍专业化已经成为我国监狱理论学者和实务部门广泛关注的问题。推行监狱警察岗位资格制度有助于加强监狱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其关键问题是组织重构和管理流程再造、岗位体系构建和岗位标准设计以及营造开放流动的警力资源配置环境，而推行岗位资格制度的可能路径是通过试点改革，以典型带动，循序渐进地予以推动，逐步形成岗位资格制度的有效运行机制和保障模式。     

新形势下监狱人民警察职位分类之探讨

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的管理人员,代表国家对罪犯执行刑罚、实施惩罚、管理和教育改造,承担着改造罪犯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的监狱工作面临着构建和谐社会、“三化”建设、监狱重新分类的新形势,对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位进行科学分类是适应当前监狱工作形势的需要,也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重要途径。     

监狱人民警察麻痹心理研究

狱内重大事件的发生，大多与监狱人民警察的麻痹心理有关。麻痹心理是导致狱内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监狱人民警察的麻痹心理是监狱人民警察对监狱执法、对罪犯的管教在感知与认识上的迟钝与滞后，是心理亚健康的障碍性表现。监狱人民警察的麻痹心理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既不利于狱内安全工作的开展，又不利于监狱人民警察自身心理健康的保健。因此，在关注监狱人民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试探性的讨论与分析。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制度 不断提高上海公安监管工作水平

公安监管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方面,公安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公安监管部门要充分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工作的职能,全面创新公安监管场所安全文明管理机制,并结合公安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制度,更加科学地把握公安监管工作规律,增强公安监管民警的大局观念、战略眼光、责任意识、执行能力、法律素质,进一步理清思路,推动工作。     

论在行刑中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精神——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刑事政策,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机关,必须将这一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化。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有助于监狱工作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加快监狱体制改革步伐,在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生活卫生和社区矫正等行刑活动中充分履行职能,科学认识罪犯,文明公正执法,实现行刑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最优化,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     

心理学在监狱警察心理帮助中的具体应用

监狱人民警察高压力的工作性质，使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的警察个体比其他职业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而目前，我国监狱警察获得的支持和关怀远远低于其自身需要，国内有关监狱警察职业压力和心理帮助的研究也并不多，而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狱警察心理帮助系统，就必须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     

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因素探讨

社区矫正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降低了重新犯罪的发生率。但是,社区矫正对象还存在重新犯罪的情况,究其原因,既有社区矫正对象自身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社会交往不良、心理因素复杂、犯罪的职业化等因素,也包括社会歧视、教育欠缺、社区矫正工作方法不当、监狱行刑效果不佳等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