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社会领域的公众参与日显重要。但是,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府动力不足,制度供给不充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偏低,不利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必须转变政府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引入专业社工,促进专业社工与志愿义工的科学结合。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电子政府与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电子政府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政府治理范式,改变着行政组织结构、 行政业务流程、行政权力结构。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无缝隙的政府治理、以公众为中 心的政府治理、交互性的政府过程、“一站式”政府服务。建构电子政府的治理范式必须从国家统治向政府 治理转变、创新公共服务程序、建构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系统。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政府要从"发号施令"向"引导负责"转变,社会力量从"听话办事"向"主动协同"转变,公众从"被动管理"向"积极参与"转变。具体实践中,政府要突出大数据理念,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加强社情民意分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深化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加强与完善公众参与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环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重视不够等。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义,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如保障公民环境权、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转变政府执政观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搭建平台;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等。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公共危机事关公众权益和国家的和谐稳定,既要求政府全力以赴处置危机事件,同时也需要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的参与和合作。当前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多数是政府主导,公众及其它参与较少,公众及社会组织多是充当“评判员”或“观察员”的角色。这样,不但无助于危机治理,甚至还会影响政府危机治理效果。因此,要顺应危机治理的趋势,激发公众及其它社会组织的热情,促进协同治理,使危机治理达到各方联动。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基层治理需各方合力共治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公众充分了解和参与政府决策,有力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要在全社会形成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鼓励普通大众和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打造民主、高效、协商的社会治理参与平台,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食药安全协同治理的情境与路径——基于北京市公众满意度的调查

食药安全治理是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随着食药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学界普遍应用协同治理或合作治理的理论范式探讨治理变革的规律与路径。通过对北京市公众食药安全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在食药安全协同治理的进程中,公众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远低于对社会参与和市场决定的满意度。通过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行动者的偏好分析与梳理,构建回归方程模型讨论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因素,发现政府打假力度、药品的疗效、饮食就医环境、医疗服务水平等因素与公众满意度正相关,食药广告的真实性与其负相关。继而结合府际协同、部门协同与公私合作的实践维度,提出改善食药安全境况、提升治理效能的原则性建议,包括提升社会参与中的协同性、政府治理中的协同性和市场决定中的协同性。     

河长制:我国流域治理现实困境与创新趋势

"河长制"是我国流域治理的一种创新措施,不仅有效促进了河流生态及沿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实现政府间合作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流域治理的责任归属。然而,在河长制由应急机制转变为常态化机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依赖行政权、监督机制不健全、协同治理存在责任困境、法律措施不配套以及公众参与度较低的问题。如何克服现阶段的困境,以达到河长制的长效治理,从而实现其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行政组织网络、加强社会监督、健全法律体系以及鼓励公众参与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社会治理:社会转型的途径和目标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市场的治理方式,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创新,协调、沟通政府与市场,沟通政府与公众,提供了一种社会转型的途径。同时,社会治理又是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     

基层实践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

正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们党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嘹亮号角。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社会治理领域的     

治理视野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探索

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面对当前社会深刻变革和民生问题突出,管理难题加大,单靠政府力量明显不足。本文以治理和善治理论为视角,探索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创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形式,构建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形成政府与公众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以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社会管理效果。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精细化:从认知到行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政府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枫桥经验”管理创新

一、"枫桥经验"之魂 "枫桥经验"是一个以化解矛盾、和谐治理为特色的公安管理、政府管理品牌;是一种服务于公众、发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府公共关系模式.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各种冲突加剧、媒体发达、公众法制观念和话语权增加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对于转变观念、完善政府效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悦读政策》系列丛书出版

[本刊讯]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属的中国政府网主编的系列丛书《悦读政策》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进行政策解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现代社会,政府进行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作为后盾使决策得到强直贯彻落实,不能再依靠威权体现自身的权威,不能再把公众作为管理的客体、使其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需要与公众开展有序沟通和良性合作。为了提升治理效果,政府需要公众配合,也需要公众的理解,还需要公众的参与,为此,政府必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在近年来的社区治理中表现活跃。在我国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政府信息不公开、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不良和公众参与配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推动和扩大公众参与基层社会建设,政府应给予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并进行制度和法律保障建设,切实落实公众参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