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领导干部的思维变革

大数据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并将在政治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大数据思维为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带来机遇,有利于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社会整合能力、协同管理水平和应急协调能力,有利于推动政府的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精细化。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必须积极主动融入大数据时代,以树立大数据思维为起点和着力点,实现决策思维、管理思维和服务思维的三大转变,以适应大数据驱动的治理变革。     

互联网思维为社会治理增添新力量

互联网思维并不会改变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属性,而是会促进社会治理主体、方式等的变革,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融入新的力量与元素,对提高社会治理效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有积极意义。互联网思维包括用户思维、社会化思维等,基于用户思维建立服务型政府,基于社会化思维建立多元主体社会治理模式。     

互联网的社会属性及其治理

互联网具有"媒体"和"社会"双重属性。自互联网进入中国20多年来,我国互联网治理在实践中一直以"媒介思维"为出发点。但随着互联网日益彰显社会属性,以"媒介思维"管网的模式使政府工作陷入瓶颈。要解决这些治理问题,需将互联网从"工具性"定位转变为"空间性"定位,从"政府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治理”理念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取得了较快发展,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彰显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它的意义和创新点在于把原来政府对社会单向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发展为政府管理同社会自治有机地结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运用大数据思维推动网格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已跨入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正在悄然进驻到政府、企业以及个人行为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运用好大数据思维和手段,充分发挥数据这一战略资源优势,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促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当前政府部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革新。     

学术前沿

正社会治理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王斌在2014年7月4日《中国科学报》上撰文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和越位的双重矛盾,即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不断越位、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的缺位。关于社会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该文指出基于理念对立是困境产生的本源。基于理念对立是指由于传统的管制和管理理念所造成的政府对于谁是社会治理主体的误判,即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这一误判是基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先验性理念。在这个本源因素的基础上,信息不对称是困境发生的制度因素。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发展理念的转变

在"社会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把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当作自己单独管理的对象,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无法得到充分地发挥,这也成为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现指导思想和理念的转变,即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真正实现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原则去推动城市为老服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智能+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智能+"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引入,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这一理念已在政务、社工、社会组织监管等领域得以推广,"智能+"在政府工作领域得以实现。以社会组织监管为研究对象,探求"智能+社会组织监管"运作机制及其特征,体现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过程监督的"全方位"与"透明性"、评估工作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要使其特征对社会组织监管产生积极影响,必须重视法律与政策、管理责权、技术支持与平台构建这三大板块的建设。     

“互联网+”推动政府公共治理升级

对于公共治理而言,"互联网+"的应用就是要将互联网思维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方法进行融合。"互联网+"既为政府公共治理带来诸多新的契机,同时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治理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及调适

创新社会治理应该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然而实践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情形时常发生,比如公权滥用直接侵害私权、政府提供新公共产品损害公众原有利益、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本位"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政府不作为致使公众利益受损等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强公权弱私权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制度设计偏废以及监管问责不力所致。当前应创新理念与方法,通过民主协商、参与合作和公平补偿等途径实现社会治理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统一。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     

转型期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与启示

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已经成为转型期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作为中部地区农业大县,X县基于自身面临的现实困境,积极探索改革,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实际上,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与完整的系统,它是在"人本理念"及"服务理念"指导下,拥有注重效率、突出服务民众为基础的完善组织结构,具有公开、透明及参与性治理运行机制,以民众满意度为评价指标、为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服务方式上进行改革与创新,切实构造"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论习近平的生态省建设理念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特别是主政浙江期间对如何建设生态省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强调生态省建设要依赖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主体",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三大动力"和教育、法律、政策、技术"四大保障"。他的生态省建设理念蕴含了以人为本、生态正义和生态民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学习习近平关于生态省建设的理念对于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实现绿色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变革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种提法的"瞬间"的转换令不少人疑惑。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各自的实践,有助于说明变革的原因。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它的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放松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变革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