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的隐逸及其对唐代士人的影响

魏晋之际的阮籍经历了痛苦、挣扎、抑郁和绝望的心路历程，其“穷途恸哭”的情怀在唐代士人群体中激起了深刻的共鸣；而阮籍从“隐于竹林”到“隐于朝市”的隐逸轨迹，也给同样面对出仕与隐逸两难困境的唐代士人以历史的启示。从唐代士人对阮籍隐逸方式的接受与改造，可以部分体察中国古代士人心态之发展与演变。     

论李白的咏侠诗

论李白的咏侠诗章继光一唐代任侠之风与李白早期的任侠经历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过太宗、武则天、玄宗等统治者的努力，整个唐代前期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到玄宗开元期间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强盛的国力使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并大大刺激了青年士人...     

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社会网络探论——基于祖籍、居住地与安葬地的分析

文章以祖籍、居住地、安葬地的变迁为主线,探讨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的社会网络,指出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在全国士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成功的士人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或者迁居于发达地区。同时,文章比较了湖北与湖南士人社会的差异,揭示了湖北士人社会对外,尤其对北方的依附性更强,本土士人社会建设更差,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湖南士人对南方士人社会依附性较强,本土士人社会则稳步兴起,加之大量流寓士人的本土化,使得南宋湖南士人社会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     

明代潮州府塾师授生原因考

明代为加强教化,培养和建立官僚队伍而兴建大量学校,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也使这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达到了一个高峰,士人队伍不断扩大,到明中期基层教育体系的分化促成了塾师群体的壮大,成为部分士人的职业选择。本文从塾师的生存空间、社会荣耀角度入手,力图探讨明代潮州府塾师的职业选择原因。     

两汉之交的归隐现象及东汉初年的隐士政策

汉代部分士人选择归隐,是当时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中两汉之际的归隐现象又尤为突出.由于王莽篡权、各方割据、社会混乱等原因,不少书生、士吏在西汉末年选择了归隐;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政府对这部分士人采取了积极的招揽政策,通过嘉奖、各级政府机构征招等方式,吸引了大批归隐士人出仕或再度出仕.东汉初年的这种隐士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不仅为刘秀政府吸纳了大量人才,同时也赢得了民心,是东汉初年社会较快稳定下来、光武中兴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茶奉客倍觉亲--走进台湾茶艺馆

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秦汉,盛于唐代,遂成中国人普遍喜爱的饮料。大约在两宋时代,随着福建先民移居台湾,饮茶习俗遂传入台湾。明末清初(17世纪上叶),福建、广东移民大量入台时,饮茶风俗已在台湾流传。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饮茶风尚在台湾成为潮流,饮茶也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升华为富含文化气息的品饮艺术。     

唐代茶法考述

文章对唐代税茶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 ,认为应当在唐德宗建中三年九月。文中还引用大量史料 ,论述了唐代税茶、榷茶的发展阶段及其走私与禁私之法。     

唐代“牡丹热”浅析

牡丹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在唐代被奉为国花,从宫廷到民间,人们对牡丹有着狂热的喜爱之情。宫廷、官邸、寺院、普通住户都大量种植牡丹以求观赏。唐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牡丹的种植技巧,在长安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牡丹的花市。牡丹花开时节,人们争相观赏。唐代人们对牡丹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牡丹花的艳丽芬芳,而且还有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论东汉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与社会教化

东汉末宦官专权、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寓,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择明主"以保身,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的现象。流寓士人的分化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人才的大体均势,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充当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唐代文人的诗思禅心及其传达的途径

禅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后就开始了。援禅入诗,使诗禅浑融,大大提高了诗的品格。本文旨在论述唐代文人取法佛禅为诗的心性理论,探讨他们通过与寺院、禅僧的种种因缘关系,实现其诗思禅心的共融表达;也从一个侧面窥见唐代文人在科举仕途之外的活动空间和生命状态。     

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唐代"牡丹热"浅析

牡丹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在唐代被奉为国花,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时牡丹有着狂热的喜爱之情.宫廷、官邸、寺院、普通住户都大量种植牡丹以求观赏.唐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牡丹的种植技巧,在长安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牡丹的花市.牡丹花开时节,人们争相观赏.唐代人们对牡丹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牡丹花的艳丽芬芳,而且还有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唐代法制建设的当代镜鉴

唐代处于我国帝制时代的鼎盛阶段,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从大量资料来看,唐代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唐太宗等人非常注重对法规的制定,建立了完善的法制体系,形成自己的特点。唐代法制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唐律已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     

试论《金刚经》灵验记在汉语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全盛时期，产生了大量有关《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它们用语通俗，记载了大量口语成分，对其进行研究将对汉语史、古籍整理、辞书编纂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香茶奉客倍觉亲——走进台湾茶艺馆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秦汉，盛于唐代，遂成中国人普遍喜爱的饮料。大约在两宋时代，随着福建先民移居台湾，饮茶习俗遂传入台湾。明末清初(17世纪上叶)，福建、广东移民大量入台时，饮茶风俗已在台湾流传。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饮茶尚在台湾成为潮流，饮茶也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升华为富含化气息的品饮艺术。而要享受这“人淡如菊”般的品饮意境，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茶艺馆。     

屈原自沉诠释中的言说自我与言说他者

屈骚的经典化是在不断被模仿、被诠释的过程中完成的。屈骚诠释史中,屈原的自沉是一个兴奋点,历代士人往往从忠、怨、谏、隐等几个方向去解读屈原的自沉。解读者的诠释过程中,往往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两种声音并存,解读者甚至未必意在还原屈原的历史原貌,而是借诠释屈原,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见解,从而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这些屈原形象或暗示出诠释者对其面对的政治文化价值的批判,或暗示出诠释者对其面对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认同。对屈原自沉的解读深刻反映出历代士人在君与臣、道与势的碰撞中,对于行与藏、出与入等安身立命方式的思索与选择。这正是自沉成为历代士人解读屈原及其作品的焦点之原因所在,也正是屈骚不断被模仿、被诠释从而成为文学经典的动力所在。     

近代士人群体消亡辩

士人群体是中国特有的学人群体,他们充分表现了中国学术的入世、务实等特性。士人群体在中国传统学术氛围中发展壮大,虽然自身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在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中,士人群体一直平稳发展。时至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中国学术环境与中国士人群体都遭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现代学人都认为,士人群体这一中国特有的学人群体,在近代的转型中彻底消亡了。本文将从学科、制度和意识三个方面的因素出发,通过对变的因素与不变因素,及变的因素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几个方面的分析对上述观点进行辩驳。     

民俗视角下的唐代诗歌

民俗活动对唐代文人心态,进而对唐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俗入诗还为唐诗带来新的审美特质。民俗与唐诗的联姻也影响了唐诗的接受与传播。     

宋代士人群体如何参与地方治理

伴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南北朝隋唐"士族社会"瓦解,两宋之间在地方上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士人,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趋同,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优势地位,自觉以"治天下"为己任,以蒙学、家训开展"训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以恢复改革宗族制度,推动宗族礼制的庶民化;倡导乡约制度,参与乡村治理。宋代士人借助文化的力量融入地方社会,进而形成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     

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与诗风

如果说六朝文人文学在社会阶层属性上的基本特点是贵族文学的话,那么,经过唐代三百年的演进,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贵族阶层及其观念的消失和新兴士阶层的起来,到宋代,其文学的主流可以说已是纯粹的士人文学。因此,研究此中士风与诗风的关系,自是宋诗研究中迫切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而宋代士风的崛起是在北宋仁宗朝。本文拟就仁宗朝前期(天圣至庆历初)的士风与诗风的关系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