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权力之善是权力活动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属于政治价值范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有关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与价值动力,引导与规制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复归的过程,是正义返魅的过程,更是社会整合能力提高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党“管”数据：基于政企数据权力演化的治理逻辑

数据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党“管”数据则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在数据资源的流动下发生着数据权力的动态演化,存在政企主体数据发展优势表现不同,且需平衡少数大型企业依托政府数据资源优势异化形成数据权力的利弊影响,呈现出党“管”数据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分析政企主体间数据权力的形成和异化,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别阐释党“管”数据的必要逻辑,进而探讨中国特色治理模式下党“管”数据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党“管”数据是制度优势、组织架构和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制政企数据权力动态异化的必然选择,并凝练出“1+4”治理路径,推进实现善治目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表现向度与实践取向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主动反思与规训自身权力,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是理论、实践与价值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表现为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力意识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核心内容,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权力关系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以权力自觉为中轴优化党的执政效能,以权力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而增强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     

汉斯·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思想来源、理论框架与指导原则

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汉斯·摩根索研究的重点。基于世界的利益冲突性与对抗性的理论前提,立足于以生存与延续为基本、权力欲占支配地位、兼具多元且理性特点的人性的分析,争夺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必然。为使国家与世界不致在权力斗争中走向毁灭,限制权力、求取和平便成为永恒的主题。限制权力的两条路径分别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双重维度,权力路径的意涵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权力均衡;道德路径的意涵是以道德制约权力,包含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这两条限制权力的实现路径均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而支配权力与道德关系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理性、审慎与节制。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治理论视角下社区情感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出具体部署,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就需要以善治理论为指导,挖掘社区治理内核中不可忽视的情感维度,基于对当前凸显"情感治理"特征的国内社区治理模式评介,提出推进社区情感治理的路径思考: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结构;以情感联结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以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来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论权力制约的道德想象

道德治腐是中外政治权力制约的共同选项,这种选择基于公共权力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道德使命及道德合法性。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看,以道德制约权力在人类政治实践中一直延续至今,并赋予其一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抱负。以道德制约权力含括着重塑公域道德原则、美德维度的道德教化与规范维度的政治制度伦理化求索等具体路径。     

官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途径探索

<正>"官"是指在国家和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人员。由于其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他们又被赋予了最具权威又富有时代内涵的称呼——"人民公仆"。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是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道德培养工程,其旨在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品质及政治素质,使为官者真正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权力变迁规律初探

政治权力变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当前政治权力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价值系统对政治价值系统的不断渗透态势,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扩张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部分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感有所降低.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带来了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变迁.为了有效地调控政治权力的变迁,就必须有一种机制把新生的阶层、团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使之与现存的政治秩序达到高度的整合状态.为此,要在巩固执政党权力的基础上,以制度、法规来规范控制权力的流动.同时对权力结构进行科学调整以开发政治权力资源,满足政治现代化对权力扩张的需求.并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有的放矢地调整与完善,以增强对群众的吸引力,夯实执政党的理论基础.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