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房地产市场的央地博弈

谈到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势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各自的权力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当前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理论界和公众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即认为中央的政策代表民意;而地方政府     

房地产政策执行阻滞的行为分析

房价是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为了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房地产调控政策接连出台。但在房地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官员、房地产商以及购房者具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应通过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落实房价问责制等减少政策执行阻滞。     

地方政府自利性与房价非理性上涨

地方政府是地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者,地方政府常为谋取私利而背离地方公共利益,引发自利性行为。在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以旧城改造为名,人为制造住房需求;片面追求高地价,谋取巨额地方财政收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托市”;地方政府直接介入房地产市场及部分行政人员的寻租、设租等自利性行为无疑都是影响房价非理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失灵,破坏了房地产市场运行规律,危及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引发了居民家庭高负债。     

当代英法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改革的特点及其政治文化根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内政府间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当代行政改革的共同背景下，各国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上的改革呈现出共同趋势下的国别特色，并进一步表现出对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英国和法国都是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上具有共同性，但两国集权程度有所不同，控制模式相异。     

李克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高效协调运转，对于激发市场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房价上涨中的地方政府有限理性行为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业持续高烧,热度惊人,虽经中央多方调控仍未见好转。究其病因,地方政府的种种有限理性行为是导致房地产"非常热"的病根之一。鉴于此,如何有效治理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行为是为房地产业"退烧"的关键。     

“地方”离“中央”有多远？

“地方”离“中央”有多远？说远也远，天涯海角、雪原边陲；说近也近，信息时代，瞬息便可通联全国。只是，若说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地方离中央的“距离”还真是大有说道。譬如，中央要求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但有些地方却顾虑土地财政收入锐减，静观其变不愿表态。有的则偷梁换柱、瞒天过海，软磨硬抗中央决策。     

财政分权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关系研究

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产生了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售，推高地价带动房价来增加建筑业税和房地产税，对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必须要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合理确定土地供应量、理性引导储备土地供应价格，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税体系、推进以房地产税制为重点的财产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地方政府角色，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推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发达国家中央垂直管理机构设置的做法和经验

综观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一般都在地方设有垂直领导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这些机构在履行中央政府职能、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经验是：通过设立垂直管理机构强化中央职能、垂直管理机构的职能明确并与地方政府形成分工协作关系、法制化程度较高。     

房地产调控与中央地方关系的重构

近几年来,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调控政策,抑制房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导致房产调控政策失灵、房价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形成“土地财政”的主要根源是不完善的财税管理体制,它使中央地方关系严重失衡.所以,要使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就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不公平”现象与解决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中央向地方的部分"放权让利",但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均衡化的"不公平"现象,产生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不力等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发展,应当逐渐实现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公平对待,建立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并通过立法和监督机制的建立来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从股份制改革看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为了反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改革创新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股份制改革的启动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地方政府创新精神的动力是地方利益。中央集权的结构意味着股份制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中央的默许或支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改革要同时获得中央和地方的支持。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中央政策到地方被弱化变形与事权财权不相匹配有关

正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会被弱化和变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央该集权的没有集权,不该集权的却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观事务宏观处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中央与地方事务分工更加混沌。首先,中央应该集权的没有很好地集权。我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国家,但是出现了有些该集权的没有集权,地方政府拥有的     

我国宏观经济的分层调控初探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有这种现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往往会引起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化,强调全局利益往往会要求地方在某些方面作出牺牲,而反过来,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经济利益而出现的“诸侯经济”倾向和“闯红灯”举措,又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相矛盾。因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主要是省级)两级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分级管理、分层调控是两难境地中的现实选择。     

我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路径依赖的困境及其消解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一直是我国改革关注的重点领域。历次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更多的是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关系,唯"占有比例"式的财政体制改革模式似乎被"锁定",带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某些鲜明特征。要消解财政体制改革路径依赖的困境,可以从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复位;跳出中央控制与地方积极性的二元思维,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个方面着手。     

博弈论视角下的我国房地产制度设计——以北京市为例

正博弈论是研究在策略环境中如何进行决策和采取决策性行动的科学,即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体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侧路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的过度发展,现在已进入一个非常时期。本文将近期的房地产制度设计视作一个博弈,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消费者视为局中的参与者,以北京市为例从     

政府“救市”的经济学思考——对杭州市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与预测

自2008年10月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采取"救市"措施以来,除二手房市场成交量活跃外,一、二级市场的成交量和交易价格并没有明显的回暖迹象.本文从中央和地方政策背景出发,分析当前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的政策变化对市场预期及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论述了政府"救市"的政策效应及房地产市场的后期走势,同时以杭州市为例概括了2009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各级市场供需变化的趋势.     

中央政策到地方被弱化变形与事权财权不相匹配有关

<正>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会被弱化和变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央该集权的没有集权,不该集权的却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观事务宏观处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中央与地方事务     

中小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研究

住房具有商品与社会保障产品双重属性。作为商品的住房生产以实现利润为目的，而作为社会保障产品的住房生产则以满足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政府应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构建中小城市住房体系，完善房地产市场的税收财政政策体系，发挥地方政府在调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