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从公司治理的角度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发展到今天的公司公民概念,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深入人心。将公司社会责任落实到公司的日常经营实践中,关键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设计相关制度,进行公司社会责任的审计,落实董事相关责任,将信息披露的内容扩展到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状况,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明确化。     

公司社会责任视角下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理念分析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缘于人们对公司目标的反思,即公司不能仅仅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的唯一目标,还应当注意保护包括股东在内的债权人、消费者、公司雇员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增强了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赔偿能力,在发生损害事故时,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并进而有助于实现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董事对债权人责任的性质

以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为基础,英美法系国家的法人拟制说及修正的公司人格独立理论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以法人实在说和法人代表机关说分别推演而来的董事责任体系,在董事会中心地位确立后均体现出其缺陷性董事意志的突显导致的董事滥用权力而对债权人的损害。各国纷纷以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予以修正。而我国在最近一次的公司法全面修改的契机下却并未触及此问题。本文从债权人与公司之契约关系出发对董事滥用公司人格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确定其制度价值进而确定为一种法定责任。     

论公司治理中的职工参与制

公司职工是公司所涉及的众多相关利益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善职工参与制度无疑是强化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重点所在。新公司法关于公司职工参与制度仍存在很多欠缺和不足。我国职工参与制度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增加职代会职权、统一推行职工董事制度、规定职工董事比例、改进监事会制度、规定职工持股制度、完善法律责任等。     

试论公司社会责任写入新《公司法》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被写入新《公司法》,这是立法的一次突破。总则第五条是宣示性的规范,分则设计了一套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在已有职工监事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主要包括:职工董事、独立董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保护职工权益等。但这些制度是否有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法理论的影响

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应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承担的一种社会义务。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使公司社会责任有落实的可能。董事会在作出经营决策和执行业务时应对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作出必要的安排。关键是董事对其所承担义务的内容有准确理解并认真履行。董事勤勉义务应有的注意，不仅包括实现公司营利目标，也包括调整公司与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维护利益结构的平衡，即在坚持全体股东长远利益的同时，确认和尊重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公司与股东、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和谐、互利的合作关系。     

关于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

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在于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和评估,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正处于初创阶段,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独立董事的选任机制存在重大问题,独立董事制度缺乏立法上的有力支持,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不足。应改革独立董事的遴选机制,完善公司立法,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改革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强化独立董事的责任制度,完善独立的董事制度。     

浅析先公司合同之效力及责任承担——兼论美国公司发起人制度

发起人制度是公司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先公司合同无疑是这一环节中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先公司合同的效力和责任承担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亦有不同认识。本文结合较为成熟的美国发起人制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与实现机制建构——以董事的信义义务为视角

公司利益区别于股东利益和公共利益,与前者的区别构成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与后者的区别则说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有边界的.公司社会责任经董事的商业决策而获得实现,董事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蕴含着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和协调,董事在商业决策中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实现公司利益最佳化.为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立法、司法应建立起对董事践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同时,外部市场的约束机制也不可或缺.     

公司社会责任及其强化实施

在倡导多元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公司法学界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并且已经从理论研究的神坛走入实践应用的战场.本文以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实施的路径为切入点,从公司的责任主体(董事)、公司社会责任保护的对象(公司职工和债权人)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增强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实践价值.     

公司契约理论对公司法的解读

公司契约理论为我们认识公司法和一系列公司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公司契约理论来解读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我们可知,我国公司法应属于私法,以授权性、任意性规范为主;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契约自由;作为对契约"缝隙"的弥补,司法对公司运作应是有限介入。     

论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与规范功能——从两岸三地的比较切入

经济补偿是劳动法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的重要制度.从经济补偿与失业保险的关系性框架分析这一制度,可以发现经济补偿以雇员的就业安全受到影响为基本前提,以“非自愿结束劳动关系”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为基础,以补充社会保障为目的.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是社会责任.依凭于此,经济补偿制度至少发挥规范解雇行为、劳动合同期限、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     

劳动职业伤害的企业社会责任主体分析——以“毒苹果”为例

苹果公司供应商联建科技使用有毒化学原料正己烷导致百名员工中毒的案例引出一个法律难题——间接职业伤害主体的责任问题。本文从"毒苹果"事件提出的法律问题、职业伤害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以及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职业伤害间接主体应承担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应从企业自身监督、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及政府监管等方面进行。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不仅要为股东营利,而且要对社会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正确处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之间的关系是界定公司社会责任含义的关键。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我国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进行完善。     

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基于公司社会责任视角的考察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纠正了股东利益至上的片面理念,要求公司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而且也要遵守一般的商业伦理和社会的善良风俗,尤其要注重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承担。当今各国关于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债权人间接、消极参与模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债权人直接、积极参与模式。我国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应从内部监督和外部制约两个方面来完善。     

试论“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

"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负担的那些超出法律强制性义务规定且符合社会价值和期望的责任,确认这种责任的法律规范实为"软法",它主要通过责任目标内化于企业的商业行为和治理结构之中,以实现企业的"自我管制";通过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权利,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谈判抗衡力量以实现市场的自发对抗;并以声誉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作为责任的实施机制的补充。     

论公司社会责任及其规制

公司社会责任在本质上不是个严谨的法学术语,而应隶属社会学范畴,与个人社会责任相呼应,内容包括对于股东之外的、与公司密切相关的主体的社会性义务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无与公司本质的认定密切相关,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应维持公司的营利性本质,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须在不违营利性的框架内运转。结合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比较法考察,我国公司社会责任规制问题的合理进路是外部引导督促与内部优化改善相结合,促使公司在接纳社会责任思想的前提下主动承担社会性的义务。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食品安全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法律研究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从各个方面反映出食品法律规制体系的基础性缺失,无论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机制、信息披露机制,还是食品召回机制和食品问责机制,都折射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企业作为食品行业的主体,其在市场中的经营行为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安全,也关系到食品行业规范化操作的未来发展趋势。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染色馒头、毒豆芽、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促使我们反思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约束和规制,需要进一步地合理规划和架构。     

论中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改革——以两大法系比较研究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具有法定唯一性,体现了非常强的法律干预特征,实践中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不便,同时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果.考察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公司代表人制度可以发现,公司自治是各国代表人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辅以必要的法律干预.我国的公司代表人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在公司代表人的产生、代表人模式等方面增强公司自治,另外严格代表人的责任,明确特别关系中的公司代表人,从多方面全面改革法定代表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