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改革趋势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的创新，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有一定启示作用。但由于国情和改革的背景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和创造性转换。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互动发展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建构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制度凭借,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责任担当,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而中国的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侵权行政、专断行政、非法行政的现象比较严重。虽然新公共管理是否适用于中国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在实践层面,近些年政府改革以及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新公共管理的趋向。所以,中国公共行政的任务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行政法建设应形成良性互动。     

试论新公共管理浪潮下延边的行政改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本文拟从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背景、基本主张等方面入手展开论述,进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州的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可行性措施。     

公共行政心理论

公共行政心理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行政心理。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本身正浩浩荡荡地向公共社会挺进,无论是人们心理还是行政管理都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体现和表现了公共性。公共行政心理包括公共行政个体心理、公共行政群体心理公共行政组织心理等三方面的内容;公共行政心理受教育发展水平、社会心理、实践活动、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公共行政心理对行政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行政理论、行政行为和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发展

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超越“旧”与“新”——《公共行政的精神》述评

如同其他学科,西方公共管理学也是伴随着反思与批判而不断发展的。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森,正是在对传统行政学过分注重效率和职业主义倾向的反思,以及对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学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公共行政精神”的主张,进而促进了行政管理学说的完善。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理论主张,并客观评价了弗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公务员法》的突破——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诸国的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与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反映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方向。公务员法充分利用新公共管理中体现的新理念来加速和完善我国的人事体制改革,在若干管理环节以及运行机制方面都作出了创新,实现了我国行政实体法上的突破。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政府管理变革

全球化对政府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全新的要求。为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的公共行政要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 ,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和经验 ,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 ,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模式。     

论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及其政府职能

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目标。对当前西方较具代表性的公平正义观之理论检视表明,这些公平正义观均有其内在矛盾性,而当下中国的基本制度环境则为破解这些矛盾,实现全面、协调、科学的公平正义观提供了可能性。基于操作层面的分析昭示,当下中国政府公共职能定位与配置的思路在于将权利保障法治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再分配合理化。     

公安情报共享的障碍及对策初探

公安机关内部的情报壁垒往往导致用户需求得不到满足、降低情报产品质量、信息资源的重复性建设等问题。公安＂大情报＂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合作共享的理念,以信息资源标准化建设和情报共享系统为技术支撑,并建立情报共享工作机制、发挥综合性情报机构的中心作用作为组织制度保障共同推动情报共享。     

论公安学

本文利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建立了公安学的核心框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安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一般理论基础,指出公安学科群建设的必由之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引出公安学科研究的理化认识,特别是对公安科建设的理论方法,以期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治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已经得到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治安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严重制约了治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当前,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需要着力提高对治安学具有理论的前提性认识,明确确定治安学逻辑起点以解决治安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强化治安学理论以我为主、中西结合以解决治安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本土化（中国特色）等几个基本问题。     

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

治安学是研究治安理论、技术及发展规律的学科,是治安管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治安基本理论是治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包括治安的性质、职能、任务、方针、原则.应该加强治安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治安工作实践.     

公共行政的立宪分析

从宪政的视角思考公共行政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文章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忽视从宪政秩序思考公共行政问题,探讨两种宪政秩序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统治秩序与官僚制行政之间关系,自治秩序与民主制行政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了两种行政理论之间的区别。     

发展观的演进与深化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观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从增长至上论、基本需要论、可持续发展论再到人类发展论,使人们对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更为丰富和全面。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观。     

浅议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完善——兼议我国担保法的修改

动产抵押制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动产抵押制度较为完备。我国的动产抵押制度尚不完善 ,存在缺陷 ,应从转变观念、明确规定动产抵押制度、增加抵押种类和确认合理的公示方式等方面对这一制度不断加以完善     

“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辨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私法观念重新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论,在公私法观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含糊之处。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上。"公私法混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往往被当作"标签"来指代法律社会化这个法律内容,二者之间被机械地建立起等值关系。但这一方面会限缩法律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社会化的指涉范围。     

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

我们认为方法论应该成为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学者的行政学 理念引介工作中,乃至于在我们的行政学理论建构工作中,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性一直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行政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结构性失衡。本文以经验 性的数据证明了在过去4年半的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在整体上产生的偏向,在与 国外同时期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作对比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的原 因,并且分析了方法论"结构性失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国行政学基础理论"结构性缺 失"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