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的就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两者实质上都是从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探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深刻挖掘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深邃内容,特别是其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和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变行政控制、行政管理及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思路,将法治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这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民主党派在依法治国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问题研究——以南宁市民主党派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政党能力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举足轻重。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亲密合作伙伴,执政党能力的提高与多党合作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民主党派参与到依法治国的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本课题通过阐述民主党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替代的自身优势,研究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党能力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三者内在逻辑关系,以南宁市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分析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实践经验和存在困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就民主党派参与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毛泽东法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时代价值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依法治国,这是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一步延伸,是一大亮点,也展现了中国政府坚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在新时期,研究毛泽东的优秀法治理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能够为今天我国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新号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深刻理解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成就与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探索——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由传统人治到现代法治、由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的转变。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催生并发展。随着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分析依法治国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有利于充分挖掘两者的内在关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开展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实现。     

依法治国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这将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无论是反贪治腐,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都要首先解决好规范和行使权力问题。加快建设法治、依法治国,是保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有效途径。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写入执政党的工作报告;1999年宪法第三次修改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一系列新部署;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吹响了法治建设的新号角,掀开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关于《婚姻法》离婚条件的思考

我国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其中关于"离婚条件"的内容曾在全国引起争议.本文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及其立法思想提出质疑.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对婚姻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萨特的自由伦理观：从选择到责任

让—保尔·萨特是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人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把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萨特的自由概念既是本体论范畴，又是伦理学范畴。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人的自由，可以认为是解读萨特哲学自由观思想的通幽之处。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