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锐词

<正>数字乡村指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这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5月份,中办国办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详细部署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     

数字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与风险规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乡村数字化探索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驱动、乡土文明的媒介化发掘、乡村善治的智慧化构建、美丽乡村的可控化推进以及农民消费需求的精准化供给。数字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仅是市场自发整合的结果,还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乡村法治逻辑以及知识转化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尽管乡村数字化建设符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但过度数字化依然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在乡村场域的再生产、数字化实践与乡村社会的脱嵌、非理性意图在乡村社会的表达以及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麦当劳化”。面对这诸多风险,数字下乡须明确从全面推进到靶向瞄准的问题意识;树立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回应的需求宗旨;坚定从理论指引到研用结合的实践取向;完善从量化考核到综合评价的监督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治理的时代契机、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数字乡村治理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到乡村的重要维度,为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提供了科技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数字为引擎推进乡村治理转型发展,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共治数字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数字治理方式;统筹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布局,夯实数字治理基础。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数字化助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探究数字化如何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题中之义。当前，我国乡村文化产业面临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建立了破模式、优格局、增价值、重匹配、新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两者的契合度上，乡村文化产业仍存在缺少规划、设施不足、人才缺乏、思维模式落后、能力不强等问题，但其丰厚的数据价值、文化资源信息价值以及全面的网络布局、乡土化的产业环境等优势为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数字化助推乡村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必须加强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效应，在具体路径上需做好总体规划、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市场空间、汇聚优秀人才、强化产业赋能、树立文化品牌，从而带动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推动乡村文化产业与数字化在差异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助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是以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面临着金融安全问题屡发、征信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分析:进展、规律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

植根中国本土实践,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和规律,是优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基于两轮全国层面的村户抽样调研,通过典型指标的现状分析以及动态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数字赋能农业潜力正在显现、多元数字化场景不断契合乡村治理需求、数字化应用与农民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等演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可总结为从弥合数字鸿沟到走向数字普惠、多场景下的全面数字赋能、不同区域和层级上呈现分类分化。基于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要以普惠性为本质要求,分类梯次有序推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围绕考核标准、产业配套、主体协同、试点示范、数字产品、人才队伍等方面精准施策,不断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国策

<正>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5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的战略目标。在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要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完善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数字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美丽乡村建设要塑形铸魂

正乡村风貌是美丽乡村之"形",是乡村振兴最明显直观的表现,也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抓手。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塑造美丽乡村之"形",广西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动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步伐,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逐渐形成布局合理、城乡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     

日本"数字新政"战略动机与发展特征

当前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全力推进"数字新政",在"后5G"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学校的ICT应用、中小企业信息化、ICT领域研发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体现了其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全面推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激发中小企业数字时代新活力,促进经济新增长点的战略动机。日本"数字新政"具备硬件投资与软环境建设相结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相结合、数字技术各类研发投入并重等基本特征,对我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形成借鉴与启示。     

乡村旅游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以秦皇岛为例

通过对秦皇岛乡村旅游消费者选择出游决策信息来源渠道、旅游同伴、出游方式与交通工具、逗留时间、住宿及旅游消费项目等行为特征的分析,对秦皇岛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即树立品牌,创造良好的口碑效应;利用互联网,加强网站建设;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在旅游项目开发方面保持原有的乡土性和原生态。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以秦皇岛为例

通过对秦皇岛乡村旅游消费者选择出游决策信息来源渠道、旅游同伴、出游方式与交通工具、逗留时间、住宿及旅游消费项目等行为特征的分析,对秦皇岛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即树立品牌,创造良好的口碑效应;利用互联网,加强网站建设;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在旅游项目开发方面保持原有的乡土性和原生态。     

数字化乡村社会

当前,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伴随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度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数字化变革赋能云南数字乡村建设发展

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新时代我国建设网络强国和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数字乡村建设既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党的十九大以来,云南抢抓数字科技发展机遇,全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聚焦高速宽带、智慧旅游、智慧政务、数字农业、数字乡村等重点领域,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发展.当前,云南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立足新时代云南"边疆、民族、山区、美丽"新省情,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探索以数字化变革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路.探讨数字化变革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是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奋斗乡村振兴,以数字化发展提升高原现代农业产业质量效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情境认知视域下的农民数字素养：现实制约与纾困路径

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乃至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基于情境认知理论,从“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维度可为探索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以及纾困路径提供一种新的建构逻辑。浙江省Q市K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当前农民数字素养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制约：一是乡村数字情境的薄弱化、单一化与低效化;二是农民数字认知的滞后性、排斥性与局限性;三是农民数字应用能力的差距性、单向化与碎片化。未来可通过“技术下沉”拓展乡村数字资源供给、通过“认知转变”凝聚农民数字价值共识、通过“资源整合”重构乡村数字技术培育体系,从而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