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建立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我国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着诸多问题,随着群众法制意识的增强,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面对日益增长的案件不堪重负,而非诉解纷机制则面临严谨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缺失等问题。由此,我们应以法律的基本原则为依据,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为基础理念,从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多渠道,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达到提高解决纠纷效率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中的诉讼法修改--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为视角

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包含了调解、协商、仲裁、行政裁决等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体系。规范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运行,可以有效化解大量社会纷争。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应当保证诉讼解决任何纠纷的最终性、权威性。而不应强调任何纠纷未经其他解决纠纷的尝试一概适用司法程序。通过包括诉讼机制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可以极大提高整个社会的纠纷化解能力及效率。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适用

民事纠纷是社会当中最常见、所占比例最大的纠纷种类。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存在"有纠纷找法院"的行政指导意见,民众形成了凡事诉法院的习惯。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纠纷特别是大量民事纠纷并不需要采用诉讼途径解决,不仅耗费纠纷双方的时间、金钱;也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目前针对民事纠纷的解决更多适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都纳入解纷机制中。然而,如何合理科学地分配几种不同解纷方式是值得研究的。     

行政裁决问题研究

行政裁决的产生是现代行政权扩张的结果,作为多元化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它实质上也是诉讼解决纠纷局限性的外化,这一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重大.但是,我国现有的行政裁决还存在种种问题,应当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等措施完善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中国国家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法治保障,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借鉴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建设,大胆创新,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解纷架构、灵活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的解纷机制服务于商事纠纷化解。     

关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探讨

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致使纠纷的表现形式和化解机制均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以往以诉讼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主体的发展需要,更不能满足公众基本权利救济的需求。由此决定了诉讼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诉讼模式也处在转型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实践中,都呈现出相应的规范体系和行为模式,已从以往以对抗性为主转变为强调司法救济与社会救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补充配合。因而纠纷冲突的化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新的需求,迫切需要探索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的公正高效模式。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重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应有重点、有层次、有针对性。应建立以行政调解为轴心,以定分止争为目标,以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诉讼判决为保障,以信访为补充,及时高效地处理各类纠纷的纠纷解决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看点解读(五)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让平安就在身边"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     

纠纷解决之法治路径的思考和探索

良性的纠纷解决的法律环境存在于内生秩序与外在制度规制之间的互相支持、协调一致。这种自治与调控监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表现为预防性的法治举措深入到纠纷的源头,以法律为主要形式的制度供给丰裕有效,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应有权益得以救济和保障,司法作为最后一道解纷防线的地位得到巩固,并最终形成多种解纷方式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协同增效、多元共治的解纷格局。     

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问题

特别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 ,其法律救济主要是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原则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谈判、调解及仲裁等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主要指根据“重要性理论”和正当程序原则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司法救济。     

浅议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有社会必然会有冲突 ,有冲突必然会产生纠纷。对纠纷的妥善解决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在以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 ,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秩序 ,渴望稳定 ,因此对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探讨就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纠纷与秩序的关系及我国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探讨 ,以期找到最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纠纷救济途径。     

纠纷行政处理的存在逻辑探析

纠纷行政处理作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对各种民事纠纷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具有一定逻辑的支撑:司法救济的不足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权力分立理论与实践存在差距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基础;纠纷行政处理本身具有的资源优势使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一定意义上,纠纷行政处理是社会需求的结果,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由于长期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国民有着比较强烈的青天意识和政府万能意识,对政府首长和行政权力过分依赖,加上仲裁、诉讼等权利救济方式的门槛较高,信访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一个重要方式。信访是一种制度,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下,信访体现出党和政府紧密与群众相联系的路线方针,     

证券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考量因素论析

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充分考量证券的财产性、流通性和法律性等独特属性以及证券纠纷的高度复杂性、更强专业性、影响广泛性等特征,并根据证券交易委托纠纷、证券托管纠纷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纠纷等不同类型,建立能够满足当事人需求的解纷机制。     

基层“大调解”的创新与完善——以深圳市西乡大调解为考察中心

面对社会纠纷激增且日趋复杂化的形势,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依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配合的大调解机制。西乡基层大调解的创新举措包括:构建组织网络,突出调解的权威性;抓好队伍建设,突出调解的专业性;创新工作机制,实现调解的联动性。西乡基层大调解存在的问题是:大调解的设计定位和价值目标过度行政化;大调解解纷方式之间界限不明、衔接不畅;大调解的自身建设和外部支撑有待加强。进一步完善基层大调解机制,要在发展趋向上科学定位,体系架构上理顺内部关系,强化机制上形成有效衔接等。     

论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有效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是否形成是检验这一目标的一个因素。在现有制度中,行政监察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不是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制度无法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信访、行政复议与行政执法投诉均属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但他们存在着法律依据位阶低,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信访机构无调查处理权,救济效率低下;救济机构不独立,公正性存疑等缺陷。为促进法治政府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重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可考虑将隶属于行政系统的信访与行政监察机构与职能合并,整体划转到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成立人大常委会监察委员会,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     

美国土地争议之行政解决

美国土地管理部门对争议的解决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由行政法法官和争议解决专员举行听证和裁决,在穷尽行政救济后,才能进入诉讼程序,对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土地纠纷案件居高不下、当事人因土地拆迁问题而大量信访等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具有较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与民事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透视我国民事合意性纠纷解决的现状,却严重地存在着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不相符合的地方:一些现有的合意性纠纷解决制度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合意性纠纷解决制度并不为法律所认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诉讼和解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对于协议不起诉、协议撤诉、协议不上诉等合意性制度的效力应当获得法律的认可。此外,对两大法系明文规定的其他一些民事合意性纠纷解决制度,也要合理地吸收。     

对我国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它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私利性、隐藏性、模糊性、普遍性是其主要的特点。根据对行政不作为现象产生原因的理性分析,我们需要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将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深入开展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探索解决行政不作为问题的现实途径。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