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选看独立后印度政党体制的演变

在议会民主制国家,选举是政党力量的集中较量.本文从大选的角度分析了独立后印度政党体制的演变.半个世纪以来,1996年为界,印度政党体制的演变有两个特点:由主从党制向多党制转变和政党体制的地方化倾向.     

以色列政治体制的一些特点

以色列的政治体制属移民民主制或族裔民主制。迄今只有单项的基本法而尚无全本宪法。议会称“克奈斯特”(Knesset),议员120名。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今,尚没有任何单一的政党能够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而且,以色列议会各政党席位的分布呈现分散化趋势,大党的“优势”在减弱,小党的作用在增强。这种局面增加了政治上的变数,不能不影响以色列政局的发展和造成政府政策的摇摆。     

德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宪政建设

稳定的政党体制有利于政府的稳定。战后以来,德国政党格局经历了从"两大一小"(亦称两个半)、"两大两小"到"两大三小"的发展。议会中的政党力量相对集中,朝野双方的权力分配也比较均衡,国内政治格局稳定。而《基本法》宪政体制、联邦议会中得票多数的政党执政、法治化的政党政治等因素构成了德国政治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规范的民主和法治的环境决定了执政党必须依法活动、依法执政,这是执政党能够长期、平稳执政的根本条件。     

当前摩洛哥国内政党形势:分裂与崛起

随着2017年10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政府和地方层面的政党官员进行大规模罢免,当前摩洛哥政党形势在延续国王和民众对政党的双重不信任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在体制内,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和分裂趋势;二是在体制外,持激进主义的新型左翼政党正通过合并和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强化其势力,力图在下一次选举中有所突破;三是王室集团继续弱化政党在政府中的功能。     

保加利亚政党体制的演进

政党体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同特定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密不可分。政党体制还反映了不同时期各政党内部和诸多政党之间的合作、矛盾和争夺。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则对政党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制衡党际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加利亚的政党体制已初具规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保加利亚的多党政治体制相对滞后,带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这一直影响着保政党成长为欧洲现代政党。     

台湾地区政党体制形成的特点及其启示

政党体制是特定民族国家和地区社会环境的产物,并且是在与动态的社会环境的联系中演化的。台湾地区政党体制演变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由国民党主导进行的,在演变的过程中又受到台湾独有的政治文化和选举制度改革的影响,目前属于不稳定的两党制。通过对台湾政党体制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得到几点启示: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建立需要民主的社会生态环境;执政党要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主动改革政治体制;政党体制要反映政治发展的要求;政党体制的建立要与国情相适应。     

论法治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体制机制的完善

法治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面。作为转型国家法治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把政党法治化作为重要指标,明确提出法治政党建设的命题。法治政党最主要的一个面向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政党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党内规范法治化,政党通过良善的自身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法治政党的关键是依宪执政,未来要通过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深化党的机构改革、深化党委决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党内治理法治化等重点举措来完善党依宪执政的体制机制。     

东欧转轨进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在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向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由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转轨进程中，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转型时期的摩洛哥左翼政党

左翼政党在摩洛哥历史悠久,是摩洛哥政坛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当前,左翼政党在摩洛哥政坛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左翼政党频繁的分裂以及体制内和体制外左翼政党悬殊的政策,使得它们无法形成统一的阵营。中东剧变之后,摩洛哥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对摩洛哥左翼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挑战。转型时期,尽管左翼政党积极参与摩洛哥政治议程,但是仍未能有效挽回影响力下降的颓势。与政治伊斯兰的互动,是摩洛哥左翼政党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但两者关系不甚和谐,不利于摩洛哥民主化进程。如何处理这一关系,摩洛哥左翼政党尚需更多的智慧。     

吉尔吉斯斯坦:实行议会制后的政局走向

吉尔吉斯斯坦虽属中亚小国,但战略地位重要。得益于执政党的影响力、经济形势好转以及热恩别科夫个人政治资源雄厚,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平稳有序,实现政权和平更迭,这也是吉独立26年来的首次政权和平交接。经过阿卡耶夫集权总统制时期、巴基耶夫总统议会分权时期、阿塔姆巴耶夫议会制形成时期的沿革,结合吉国特点的政治体制初显。多党制几经挫折,初步得到确立,但吉政党建设和政党格局尚存众多挑战,其深层制约因素将长期存在,政局走向具有不确定性。     

从日本的保护处分制度看我国的少年教养制度

保护处分是日本对非行少年进行矫治处遇的一种方式,在适用对象上和我国少年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几乎一致。但两者在制度理念、制度内容、程序设置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在对两者的比较研究中,将使我国少年教养制度的缺陷得以揭示。     

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俄罗斯政党制度简析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进,俄罗斯政党政治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与西方经历了数百年发展历程的所谓"民主政治"相比,无论从制度上、法律上,还是从政党政治的实践看,俄罗斯政党政治都还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发展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独特的意大利物业管理制度

应罗马市民营会的邀请, 去年金秋季节,我们一行数人,乘飞机抵达了被誉为南欧明珠的美丽国度--意大利。意大利土地面积有30余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多山之国,著名的亚平宁山脉贯穿意大利南北,全国差不多4/5以上的土地为山地。优惠购买私人住宅意大利人非常重视住房,这     

波兰国家行政监察体制

在中东欧国家中,波兰的国家行政监察体制也许是最完备的.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波兰大大加强了国家行政监督体制,使之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印度的医疗保障体系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但印度的医疗保障体系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它保证了绝大多数人享受近乎免费的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一般老百姓看病的费用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支出,这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时,对我国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具有借鉴作用.     

构建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的思考

一、改善家庭环境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一)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摇篮,又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在以父母占主导地位的启蒙式家庭教育中,教育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父母的素质。要塑造具有良好素质的青少年,首先必须提高父母的素质。父母应自觉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正确履行教养子女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让青少年家长接受有关家庭教育学、青少年心理学、青少年犯罪预防学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二)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父母的教育观念是否正确、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对于教育结果会产生很…     

理解未成年人检察制度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远远还没有完善到只需墨守成规的时候，当前，必须加快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年9月）中规定“在检察机关实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负责制，有条件的地方逐步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构”，对未成年人检察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规划。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则将我国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国际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国际制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新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莱斯纳给它下了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定义：“在某一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期望得以汇集在一起的一系列明确的或暗含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国际制度的建立，对于协调与规范国家间关系，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Meritocracy and the Singapore Political System

The separation of implementation from policy has been diffused as ‘agencif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t is considered an organisational reform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The semi-autonomous public organisations executing policy are set up and are given a greater flexibility in operations in exchange for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for resul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Japan also adopted the organisational reform in which agencies were called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AIs). The reform intends not only to make the public service more transparent but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ervices through separating the implementing functions from the policy units, ministries and departments. It is assumed that flexibility in operations and result orientation would improve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 a feedback instrument of evaluating results into the budget other than an incentive mechanism.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intended objectives have been accomplished. The specific focus is on the impacts on the budgetary system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Japanese agencies, ex-post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fed into the budget process. Also the actual outcomes are explained by an incremental funding system, technical problems in measurement of result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bureaucratic motivation through adopting a principal agent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