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行政理性建设的思考

行政理性作为一种行政道德能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对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功能。要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现代化,就要把行政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从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行为层次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理性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寻找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均衡之美——读《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有感

新公共服务理论不仅为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而且启示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务必明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主次与辩证关系。在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夹击下，结合登哈特教授的观点，应该从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两种取向、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战略与战术两种安排三个均衡点入手，实现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均衡之美。     

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作为代理人的行政机关和作为被代理人的人民之间的代理成本,使行政机关给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以减少代理成本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理论能够揭示传统法学分析可能忽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任何行政救济程序的运行都需要相当的行政成本;第二、替代性制度之间可能会有比较优势而存在减低代理成本的巨大空间。我国学界运用法经济学理论对行政诉讼法修改进行分析的文献极少,本文论述了上述法经济学理论,并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所针对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初步意见。     

行政登记的再思考

行政登记是行政机关经相对人中请或按照授予的职权。依法对需要登记的事项进行审查和判断，并将这些事实和情况记载在登记簿上的行为。根据行政法律行为理论，行政登记是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的结合。它分为产生审批赋权效果的许可性登记、产生私域认可效果的确认性登记和产生信息保存效果的事实性登记三种。     

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与价值表达

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人性假设的简单分析,重点讨论了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功能,就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实现途径进行了概括式阐述。其目的在于说明,行政主体理论尽管未能达成关于行政人身份角色的统一认识,但事实上的行政人却主要以理性的逻辑和方式来履行公共职能,结构化或制度化的行动秩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定义以及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的讨论,或许会为进一步完善行政主体理论并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政府与公民合作理念的深层思考

以往各国政府都采用了官僚制组织模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弊端不断显现。时至今日,公共行政应该弘扬一种以合作理念为主导价值的服务行政治理模式。这种合作理念是诚信、平等、谈判与监督诸理念于一体的综合价值体系。对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及其官僚制反思与扬弃,弘扬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理念是通向未来服务行政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途径之一。     

论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基于历时态视角与共时态视角相结合的诠释

行政理性是现代行政的本质属性。从历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观的流变是现代行政发展的观念先导,引导着现代行政走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相融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协调。从共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是型构现代行政的文化基因,从行政行为、行政知识、行政关系、行政人格四个维度形塑着现代行政文化,使其具有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职业化的特征。明确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有利于辩证地把握后现代行政理论与现代行政之关系,同时也为推进行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行动思路。     

行政诚信与公共行政关系研究

行政诚信是行政机关在公共行政中必须具备的理念和责任。行政诚信对公共行政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它是行政功能发挥的重要保障,是维持和拓展公共行政秩序的重要因素。行政诚信还有利于维系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和谐的结构关系, 也是良好的行政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行政活动不仅是行政制度的需求和供给的过程,而且也是行政诚信的需求和供给的过程。各级行政机关应努力保持和提高行政诚信, 以利于公共行政工作顺利进行。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公正

公正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开始探索公正及其实现的途径。其实,最需要公正的领域是公共行政的领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价值基础就是公正,即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公正。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他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做到公正不仅是公共行政运行的客观需要,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健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自身的发展来说,他的公正定位是他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根本途径。     

论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作为"高政治性、强专业性"的行政行为,其合法有效性关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为减少决策失误、防止腐败滋生,让重大行政决策回归公共理性,并预防社会安全风险,应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而该机制的建构可以通过制定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来明确审查主体资格,加强法制机构建设,并进一步细化审查内容具体规则,强化审查意见的法律效力。另外,还需健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     

论公文的理性精神

行政机关制发的公文，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的优势和弊端。这种弊端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交互作用，使某些传统的行政道德趋于解体，而新的行政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同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又不尽完善，于是在公文中便出现了理性精神缺失的现象。公文的理性精神蕴含求是精神、人本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重塑公文的理性精神，需要以德治“文”，加强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道德建设；以法治“文”，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监督机制。     

对学科取向的反思与展望——探寻行政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二）

行政合理化是行政学研究的基本诉求，对行政合理化的研究向度代表了行政学不同的学科取向。行政学学科取向的基本格局是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三足鼎立，其中技术性和价值性两种研究取向追求的是行政内容的合理化，形式研究取向追求的是行政形式的合理化，同时技术理性和形式理性都属于工具理性。     

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性奠基

行政程序法典化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和对与法典化有关的理论、价值等进行理性思考、研究和应用。其中有关法典形式、程序合理及其价值、管理的范式的应用等理论都属于行政程序法工具理性研究的范畴 ,而关于行政程序法应该体现什么样的价值、精神 ,仍然需要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和考察。这其中 ,关于公平、效率、秩序、宪政等价值势必成为当代行政程序法的鲜明特征———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为了能够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合适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而非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研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物化逻辑,以及政府治理的政绩思维、组织技术优势,带来了行政系统的功能主义、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转向。政府自利、职责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等问题的发生,损害了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与合法性基础。新时代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取向,植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效率、责任、民主和公平之间的关系,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关切,以实现政府治理、文化感召和价值追求三者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