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想——关于建立中、日、韩紧密型经济合作体的探讨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地方国际化为主导 ,但有相当的局限性 ,这使其难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导模式。从中、日、韩互补性的物质基础、共同的市场主义原则和电子信息技术基础来看 ,在中、日、韩之间建立紧密型的区域经济合作体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从现实看 ,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中、日、韩企业环境经营比较分析——以问卷调查为基础

环境合作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重要领域。随着地球环境问题重要性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的环境经营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对中、日、韩企业环境经营意识和实施状况的比较分析,明确存在的共性与差距,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加强环境经营合作的基础和必要性。在政府间多边和双边环境合作的推动下,中、日、韩3国企业在环境经营上的合作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日、韩金融合作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

东北亚金融合作的滞后已经成为导致区域经济不稳定和制约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加强中、日、韩金融合作 ,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更多的开发资金 ,有效地防范区域金融危机 ,十分必要。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中、日、韩金融合作既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又有适合的制度基础 ,关键是要解决合作途径的选择和操作问题。从当前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条件来看 ,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应积极开展中、日、韩之间的功能性金融合作。从成立东北亚国际开发银行、建立中、日、韩之间的清算支付体系和中、日、韩 3边货币互换机制等方面实施合作。     

历史和现实的呼唤:创建中、日、韩经济共同体

中、日、韩三国创建经济合作体是必要的、可行的 ,这是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潮流所决定的 ,也是三国在地理、人文和经贸关系上的密切性所要求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建立存在着有利因素 ,也不能忽视那些障碍因素 ,如体制、经济矛盾、历史等问题 ,但这些并不能也不应该阻碍经济合作体的建立 ,相反 ,应利用目前的大好时机 ,将其提到历史日程上来。     

欧盟共同就业策略的形成及其对中、日、韩劳动力合作的启示

欧盟共同就业策略的建立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姆斯特丹条约、卢森堡进程、里斯本和尼斯欧盟会议是欧盟就业策略形成的里程碑。欧盟共同就业策略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的协调合作,而且更加有利于实现欧盟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欧盟共同就业策略的建立对于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的劳动力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有利于3国劳动力合作的实现。     

中、日、韩农产品贸易争端分析及中国的对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 ,中、日、韩 3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 ,同时其贸易争端也与日俱增。尤其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面对中、日、韩 3国农产品贸易形势的新变化 ,中国应当审时度势 ,加快农业技术引进 ,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从而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并采取各种灵活的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 ,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21世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上,应该遵循时间上的渐次性和空间上的层次性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加快中、日、韩3国的制度性合作,使之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和先导,然后再向全区扩展。当然,只有充分利用好各种有利因素,才能使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中韩对朝经济合作探析

中国是朝鲜传统友好国家,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密切。韩国作为朝鲜"同民族兄弟"国家,近年来,对朝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加,甚至出现了超过中国、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中朝、韩朝双边经贸交流各有特点,并对朝鲜恢复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因朝鲜半岛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克服这些局限性,中、韩、朝可以在物流、基础设施、直接投资及大图们江开发等领域加强三方共同合作,消除朝鲜的安全顾虑,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     

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吸引外资问题探讨

近年来,俄远东滨海边疆区加强与中、日、韩等国的经济合作。中、日、韩等国在滨海边疆区投资的额度、项目以及开发建设的企业数量呈现出持续增加的态势。滨海边疆区的投资环境逐步改善。     

东盟——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晤

1997年12月中旬,东盟9国领导人和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领导人在吉隆坡分别举行了“9+3”和“9+1”的领导人会晤。会晤分两个阶段进行:12月15日下午举行“9+3”非正式会晤。东盟9国和中、日、韩3国领导人汇聚一堂,旨在增进了解,协调立场,共同探讨如何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展望21世纪的东亚前景与合作。12月16日,东盟9国领导人与中、日、韩3国领导人分别举行“9+1”非正式会晤。在江泽民主席与东盟9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双方就未来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江主席充分肯定了中国和东     

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

共识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有国际合作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等均将共识作为合作的基本条件或潜在假定之一,而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将追求、落实和巩固共识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目标和合作实践。在共识的主体间认知分析基础上,国际共识的类型可以细化为真实共识与部分/虚假共识、消极共识与积极共识等范畴。基于共识的层次分析,塑造共识既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也是国际冲突消解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而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具有重要的国际合作促进作用,同样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能引发、激化和升级国际冲突。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的国际合作与冲突辩证效应以及消极共识的冲突效应均成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基于多层次的共识类型分析,共识的国际战略心理学研究包括合作与冲突的效应讨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分析能够重构共识与国际合作、共识与国际冲突的理论逻辑,对于分析和辨析国际关系中的共识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组成的东北经济区,是我国最早形成并在结构上相对完整的大经济区,有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天然条件和深厚基础。加强四省区跨区域合作是东北振兴规划的延伸与具体化,是实施东北振兴规划的重点。东北三省与蒙东省际合作的主要领域:能源领域、原材料领域、加工工业领域、科技文化领域、地区中心城市间合作、跨省际的生态环境与流域治理合作等。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拥有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引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胜利,并具有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坚持实践本体论,是代表和推进时代前进方向的中国外交实践自觉的产物;它创新了外交领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总结科学的方法论,强调造福人民的要旨;它内涵丰富,特别是包含了与时俱进的主权观、共同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正确的义利观、引领进步的国际体系观等核心理念,形成了一整套指导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思想。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欧盟的实践使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而作为已经加入WTO同时又是东亚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针对这一趋势做出适当的对策选择。     

Explaining civi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in the EU: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theor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aken a number of steps towards improving civi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leaders regularly declare the importance of boosting cooperation to prepare for and respond to disasters and emergencies afflicting member states. Those declaration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flourish of policy activity, the building of new structures, and even treaty changes. On the surface, this little-known area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ppears to be proceeding with great success. A closer look, however, reveals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member states' general expressions of enthusiasm and problematic cooperation in practice. We draw upon public goods theory to explain why this might be the case; more specifically, we identify likely game-theoretic obstacles to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civil protection field. We evaluate ou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by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ooperation in marine pollution response, chemical contamination management, and flood response. We find that cooperation success in practice corresponds generally, but not perfectly, with the predictions of public goods theory. Our findings offer a nuanced view of civi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in Europe and illuminate options for improved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中韩金融合作的战略研究

中韩的金融合作是伴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进行的。双方的金融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切实可行性,发展与深化金融合作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双方应当从实际出发,以解决主要问题为主线,有步骤地、协调地开始和扩大不同领域的金融合作,以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双赢局面。     

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选择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货币合作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议题。从已有的货币合作实践看,基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形成了单一货币形式,即欧元产生;相应的在拉美国家也出现了美元化趋势。而按照Mundell金融稳定性三岛的预言,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一极的亚洲并没有出现单一的货币形式。在面对有缺陷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之下,东亚国家需要在现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货币合作模式,推动东亚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区域经济安全的需要。     

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立法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联邦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立法依据,以一般信息法为立法基础,以若干纲领性文件为立法的政策指导和理论依托,以具体的法律规范为立法支撑的信息安全立法体系.俄罗斯信息安全立法在法制观念、立法及时性、政策引导、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经验,有助于引导我国科学制定信息安全立法规划,把握立法的完整性,从主体、客体和内容三方面完善信息安全...     

Understanding European asylum cooperation under the Schengen/Dublin system: a public goods framework

Abstrac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Union (EU) asylum cooperation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cooperation a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fac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realm of EU internal security. The emergence and the subsequent stability of the Schengen/Dublin system is especially puzzling, given the highly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costs and benefits that this system entail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states and begs the question as to why those states that are likely to face a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under the system would have agreed to it.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by drawing on a public goods framework. We argue that a simple focus on free-riding and exploitation dynamics, as emphasized in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literature, falls short as an explanation and instead demonstrates how more rece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ublic goods literature can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in cooperation in this sensitive policy area.     

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兴起成为亚洲合作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不过,竞争性地区主义对于亚洲来说并非一个新事物,而是长期孕育在本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竞争的加剧,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合作导向逐渐让位于安全,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工具,制度竞争的内容也从表面的规范之争迈向背后的理念价值之争。这种变化对中美关系发展、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亚洲合作的前景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防止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发展滑向恶性竞争,包括中美在内的泛亚各国,应努力促使"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两大机制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兼容共存,避免两者成为完全对抗的国际机制,并在部分特定领域共同为亚洲各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