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新型与传统型社区比较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在从"单位制"向"社会制"转轨的阶段,也暴露出社区居民关系日益疏远,居民交往减少、信任度下降等问题,而关系网络、互惠、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问题具有先天的契合性,通过对两种社区类型的实证比较,从社区社会资本内在差异的视角进行原因分析有利于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问题,建构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网络。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中的老年人参与

在当今各国的社会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目标之一,就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弥补政府在城市基层管理中能力之不足.老年人作为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参与主体.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关于天津市河东区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

正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交叉与结合的空间,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源头,领导基层治理也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近年来天津市河东区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从治理体系、组织架构、多元参与、基础保障等方面进行探索改进,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大城市中心城区特点的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子。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清单制”的考察

为改善民生民权,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治理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以街道办权责清单、街道办负面清单、社区事项准入清单、社区公共服务清单等为内容,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机制创新深度融合的基层清单制,是当前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在对比与总结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建设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活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居民根本利益、提升社区建设制度化水平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可持续性。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衡水市杨树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衡水市杨树社区作为较早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城市社区之一,在管理中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也出现了社区成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渠道不畅以及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府定位不清、社区利益机制缺失以及社区居民归属感的缺失所导致。杨树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区、居民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     

党员下沉社区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供给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是有效抗击疫情的关键。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是一场大考,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是疫情防控的最后防线,是打赢疫情防控战役的关键,也关系到每位居民的生命健康。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大批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在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有效助力社区应对疫情危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打造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供给,就要完善党员下沉社区的制度化路径,在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增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把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治理生态圈

社区是城市的神经末梢、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围绕“做强主心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凝聚共识合力;围绕“钱从哪里来”,以社区基金为引擎积极开源造血;围绕“服务谁提供”,以市场主体为重点强化专业服务;围绕“治理谁参与”,以居民自治为依托激发内在活力。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扩大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途径研究——以北京市天通苑社区为例

天通苑作为众多城市社区的一员,其居民的政治参与存在诸多问题,如在维权过程中屡遭迫害;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渠道;多是被动的维权型参与以及居委会与广大居民的关系有待调整等。而要扩大象天通苑等众多城市社区居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应从政府、居民和社区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如加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培育和增强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积极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增强其自治能力等,以此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