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和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在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可以有一名恰当的成年人（如教师、社工等）在场的制度。合适成年人是为未成年人在接受公安、司法机关审讯时提供帮助的，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非司法人。其作用是让合适成年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监督司法公正；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推进至刑事法平台,在此语境之下,法定代理人作为一种法定派生,其价值归属直接指向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然而,通观我国刑事法,有关法定代理人的规定甚少,且涵义不清,与其它部门法的衔接也存在诸多失衡。本文对此作出回应,以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为思路,从基本理论出发,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①中的法定代理人制度进行了考察与理性思考。     

《北京规则》与我国对未成年犯的刑事诉讼保护

未成年犯罪案件日益攀升是困扰各国的疾症，但是，未成年人正处在青春发育期，虽然其一时走上了犯罪道路，但可塑性强，而且人生之路也还很长，这决定了未成年犯之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应有别于成年犯。联合国《北京规则》为未成年犯的刑事诉讼保护提供了最低准则，与《北京规则》相比，我国关于未成年犯的刑事诉讼保护尚有不足，本文分析了其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构想。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运用简易程序中应当注意庭审中公诉人缺席、庭前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经历的主体、简易程序启动上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选择权等问题。     

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的心理性应激源及其消除

国内外学者对于“未成年证人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多限于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中大都关注未成人证人的作证能力问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中“心理应激”概念是其危害性入手，借鉴各学者对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保护的研究成果，探索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心理性应激源以及消除未成年人心理性应激源的措施，文章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盲目的追求事实真相而忽略未成年人证人权益保护的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切未成年人的评价证言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由法院来调取，除未成年证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外，未成年人可以无理由不出庭，对未成年证人的语言采取特殊的质证程序，涉及未成评价的案件在媒体宣传，，文书制作上也应采取特殊方式，以既保证案件准确及时的审理，又保证未成年证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律师辩护权,然而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者有效辩护。有鉴于此,反思《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之性质,缺少程序性制裁要件是强制性指定辩护与强制辩护的关键区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强制辩护会损及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但强制辩护在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及维护司法正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和专职律师制度,实现强制辩护的制度功能,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浅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不公开审判制度

本文梳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不公开审判制度制定的法律依据和必要性,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不公开审判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有所启示,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公平性若干问题研究

在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已成为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客观状况下,司法过程中体现出的非上海籍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率低、法定代理人出庭少及社区矫正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已难以回避。本课题从刑罚的适用、诉讼权利的保障及刑罚的执行方面,对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司法处遇上的平等对待。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告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修订，刑事诉讼各阶段中，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对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是当今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总趋势，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法律文明程度的重要依据。在本文中，笔者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特殊主体的权利告知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告知的重要性法律上所指的权利即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由法律对其进行保护的自由和权益。《刑诉…     

新刑诉法适用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研究

为了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犯罪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协调工作和配合,实现最大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同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要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犯人6大特征 青少年犯罪5大变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2月9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上透露，1999年至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被告人393543名；其中判决有罪的393115名，判决无罪的428名。他说，中国各级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注重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证据法，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中又不包含品格证据，以致司法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品格证据的运用尚缺乏法律依据的有力支撑；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运用品格证据在程序上也不尽规范、统一；形成的文件、制度散见于所制定的若干意见和规定中，进而影响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较难全面维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多运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它主要涉及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前科劣迹，学校和社区对其评价，其行为倾向、心理特征、诚实善良或欺诈自私等优良或不良的品格内容。     

试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是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证据体系，有关证据制度的原则和内容、审查证据的程序散见在《刑事诉讼法》的一些章节中，有关良好品格证据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相关性以及不良品格证据是否应被采纳或在什么情况下作为证据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可采性日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在少年刑事审判中，如何更好地对国外未成年人的品格证据制度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采纳，建立具有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未成年人的特点、符合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实践要求的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采纳规则是本文的主旨。     

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适用问题研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采取了特殊的诉讼保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专门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程序，但相应司法机关均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原则。犯罪未成年人由于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刑罚对他们的身心影响较成年人更为深刻，一旦受到羁押、监禁制裁后，     

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分析及程序保障

在民事领域中，婚姻家庭与未成年人关系最为紧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离不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应当以抚养关系和抚养纠纷为切入点，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解读抚养关系。可以对诉讼过程中征求子女意见的程序进行改革，并在审理中适当向职权模式倾斜，发挥审判人员的职权，以此弥补子女在地位和能力上的天然弱势，保障其得以表达自己独立的意志。针对目前由于未成年人在诉讼行为能力上的欠缺，无法就抚养问题与父母双方同时抗衡的盲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指定代理人制度进行灵活适用，实现对子女救济。     

浅谈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风险评估及完善对策

提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适用率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司法机关可以不必羁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能够继续学业和在家庭生活，避免其在羁押场所受到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人道化的必要措施。但由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存在一定的风险，故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并不是很高。如何把握对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尺度，对取保候审的风险该如何评估，成为实施这项改革措施的障碍。文章认为，只要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是可以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重新犯罪或阻挠审判的进行，且在被传讯、审判时及时到案。同时，进一步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对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有着积极的意义。     

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需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各个地区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更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做好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工作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概述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其次分析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最后探讨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优化路径。     

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成年人本为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体，应当予以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保护。就此，联系我国有关情况看，虽然我国早在1991年业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在之后相继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关涉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等。但是，毋庸讳言，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罚种类设计及其适用上，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所做相当不够。例如，迄今为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除《刑4法》第17条法定的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外，无论是刑种设计还是其他刑罚裁量制度、执行制度上，国家均无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专门性规定。     

新刑诉法成年人到场制度实务研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成年人到场制度．成年人到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旨在让第三方介入诉讼监督司法程序，是一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诉讼制度。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规范和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对到场人员进行限定，在通知到场中关注相应的程序注意事项，对于到场的成年人明确其到场的具体作用以及行使何种权利，作为检察机关还应在成年人到场制度中关注权力与权利的双向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