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危害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倾向来解释官僚在政治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则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技术官僚型治理的生成与后果 ——对当代西方治理演进的考察与反思

明确"谁"的问题与确定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政治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在西方语境下,传统政体理论试图通过授予"哲学王"完整合法权威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而随着代表制度的产生,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分离。由于缺乏回答"谁"的问题的完整权威,代表也就无法专注于寻找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案,使得代表型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有效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模式,并催生了一种技术官僚型的治理。技术官僚型治理试图把所有集体问题都化简为在2和1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创新更准确计算2和1的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为所有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标准化的答案,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要矫正技术官僚型治理的消极后果,需通过知识重建来推动政治重建。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相应社会基础,"民主君客"、"为天下,非为君"、宰相督权、学校参政和恢复方镇,重定赋税和工商皆本,是其主要政治思想内容。黄宗羲政治思想体现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民主平等的君臣关系,对君主权力制约和监督,反对重农抑商、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黄宗羲政治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与借鉴意义,它启示当代社会治理应更加关注民生,保障人民权利;强化对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大力推动法治建设;协调平衡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与式治理”浅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参与式民主理论开始在西方兴起,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不足。随后,参与式治理作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逐渐被很多国家采用,也引起了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参与式治理重点突出了参与,要求利益相关者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中。本文试图从参与式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功能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四个方面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治理创新有一定借鉴作用。     

政治生态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能力"一直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心议题。政治生态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建构提供了全新视角,它动态地看待治理能力变化的过程,将生态要素、治理技术和政治价值纳入到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之中。审视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主要源自于局部的政治生态失衡。它集中体现在政治要素界限不清、政治价值认识失准、政治技术乏力等方面。要突破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需要明晰各政治要素的边界、协同发力,尊重"公共性"的价值主体地位、塑造"信任"的政治文化,完善政治技术、有效破解国家治理中出现的难题,最终在重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法家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及其当代反思

基于现实政治产生的“君—官—民”三层结构,法家创建了一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其中包括术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体系两大部分,两者相互配合融合,分别对官僚队伍进行专门治理和官民进行整体治理。术治治理体系的内核是帝王心术和官僚组织管理技术,法治治理体系是依靠君、官、民三大主体建立起的一个使法必行的系统工程。这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为即将诞生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世王朝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解析这一综合治理体系的内容构成,分析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统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之道,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也不乏启示意义。     

西方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文化创新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新时期公民社会对行政文化之要求的基础上,阐明了西方治理理论与我国行政文化的关系,采用治理理论针对我国当前行政文化中存在的一元化管理、官本位及官僚制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行政文化创新的分权、服务、高效原则,并最终给出了治理型行政文化的创新目标模式。本文期望以新兴的先进理论解决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希望对我国行政文化创新并最终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布坎南政府理论对中国传统行政价值取向的冲击及启示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 ,他应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过程 ,把“经济人”假设拓展到政治领域 ,建立了政府失效理论。他认为政治过程中的官僚、官僚组织、政治行为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布坎南的理论对中国传统行政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冲击 ,从理论上给中国政府改革以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行政学自 19世纪末由政治学分离出来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 ,尤其是 2 0世纪中后叶 ,公共治理理论日益形成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大理论学派。两者源于各自的实践基础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 ,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反映 ,亦是西方社会过去一段时间乃至当前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之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 ,充分吸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 ,借鉴西方官僚制技术性成果 ,形成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公共治理模式。     

列宁民主政治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人,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与观点,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对我国当前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要以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群众正当权利为社会治理的政治目标;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治理的政治动力;以积极调动人民参与积极性为社会治理的政治保障。从列宁民主政治思想中探究社会治理内容,从而深化我国社会治理理论,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并有利于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政治环境的优化,并最终通过治理实践使社会达到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和谐状态。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     

城市治理与群众路线——基于武汉“城管”的实践分析

群众路线与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仍然主导了当前的社会治理。这一遗产在控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街头官僚的政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城管"体制是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压力型体制等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而柔性执法虽然具有文明执法的内涵,但遵循的是群众路线的谱系。在传统的群众动员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机制及媒介动员有效融入到城管实践中,是建立城市治理新格局的关键。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街头官僚素描——基于L省K市基层环境治理的田野调查

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长时间关注宏观的运作模式与主体互动,忽略了联系不同主体的衔接机制。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治理任务的承担者,街头官僚不仅联系政府与民众,而且负责输出治理绩效与提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然而,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的整个环节中也面临着多元化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街头官僚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权责不一与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街头官僚的行动能力,也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消极影响。     

官僚制评述与新公共管理改造

尽管官僚制需要改革,但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官僚制的批判存在众多相互矛盾之处。实际上,官僚制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并不是很差。新公共管理中的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改造作了不同的阐述,其中彼得斯的治理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     

论黄宗羲对君臣民关系的构想

君巨民关系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黄宗羲从君权的起源入手,认为君主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产生的.臣下不必无条件忠君,君臣之间不再是类似父子的天然关系.相对于君和臣而言,民众在政治中处于优先的地位,民众的忧乐才是评价政治的标准.但是,黄宗羲仍然是在君主制的前提下探讨这一问题,他的认识最终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的不同前提和政治历史的双重叙事催生了区域与政府发展的理论发展,并从治理空间、公民自由与国家正义的多重视角确认了区域政府理论。在区域政府初步发展阶段,这种治理变革不仅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局部模式,也表现为区域治理的合作形态。     

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与发展序列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西方背景,它对以政府为统治核心的传统等级制官僚模式提出了挑战,强调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种行为体的动态互动过程。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的治理具有典型的社会中心论色彩,形成了参与治理、协同治理、多层次治理、元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相较之下,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以国家为中心,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从现实逻辑来看,发展中国家应从遵循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