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特使与两岸的秘密接触（上）

在人们的记忆中，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便开始与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双方在对骂和相互丑化中对峙至今。但在这种对峙背后，达赖派出的特使却始终保持着与海峡两岸颇为频繁的秘密接触。在整个中国内部而言，达赖始终保持着与国共的接触。1960年代，与达赖特使秘密接触的另一端是台北，     

冷战后达赖集团"西藏问题"国际化策略之分析

本文在概括达赖集团"西藏问题"国际化三个策略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推动该策略的背景与实质,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应对达赖分裂势力国际化"西藏问题"的可能对策.     

美印为何争旧打“达赖牌”

最近，达赖的行踪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继前不久被指“借自然灾难打政治牌”的台湾之行后，达赖计划到美国去访问，并希望能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达赖还计划前往中印有争议、目前由印度控制的中国藏南地区（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     

评达赖在美国的非法政治活动

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最近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会议上提出的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5点计划”,是鼓吹“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历来坚决反对任何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我们反对达赖在任何场合发表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论。 中国政府早就指出,达赖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而且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流亡者。这次达赖提出的所谓“5点计划”,充其量是老调重弹。但是,美国众议院少数议员竟然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公开为达赖鼓吹“西藏独立”、     

法国作家著书揭露达赖

一名法国作家近日出版《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一书。作者在书中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达赖喇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是西方第一本系统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著作。     

法国作家著书揭露达赖

一名法国作家近日出版《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一书。作者在书中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达赖喇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是西方第一本系统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著作。     

“达赖集团没有什么市场”

很多印度友人就告诉我,达赖这样做是暴露了自己的本质,达赖干扰不了中印关系 2008年3月以来,藏独分子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周边不断骚扰滋事,多有上百人,少则几十人,对使馆进行围攻冲击。使馆的正门不能通行,使馆的一些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让印度民众和在印度的藏人明白事实真相,3月21日下午,中国驻印度     

中国为何对萨科齐反应强烈？

法国总统萨科齐要会见达赖引起中国强烈反应。法国以及欧盟一些政要和媒体对中国的强烈反应表示不解，认为：     

国际视野中的大部门设置

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数量及其在中央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应考虑到政府决策体制、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数量的典范,美、法、英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部门数据经常被引用,提出我国国务院工作部门设置可以参考它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改变的就不仅仅是部门数量,而且会影响宪法规定的国务院决策体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央政府部门的数量受到部门种类、部门职能和决策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     

处理央地关系的原则

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着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来说,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全局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谈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谈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明天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一周年在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就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落实，香港经济面对的困难与未来发展，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谈话。香港特区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探讨

法学界对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关注与研究较少,但政府垂直管理却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与问题,很有必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问题予以分析。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精神,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中美紧张关系何时到谷底：“汇率”博弈更麻烦

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跌到谷底了吗？美国总统奥巴马见了达赖之后,几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路透社列出了＂中美紧张根源＂,其中包括贸易和投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互联网自由等,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币汇率和国债。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研究基于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分析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变化及其配置对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呈现出稳中求进、曲折上升的趋势;在信息化领域方面呈现出由信息发展能力向信息发展环境建设的过渡性特征;在信息化落实过程中,其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方面,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出集中性与广度性相统一的特性,在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政策领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则呈现出"间断—均衡"特征。     

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

中国的改革过程 ,实质上是中央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宪法秩序稳定以及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个人及团体之间联系中介的地方政府 ,制度创新主体地位的确定和提高 ,推动了新制度被构造和旧制度被替代的改革过程。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解读——基于政府选择视角的分析

除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引起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片面追求GDP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体制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取向的不完全一致更是加剧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就业的增长,除继续重视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外,中央政府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选择把扩大就业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中欧关系的“钟摆”效应

自2008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罔顾中方苦劝，执意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名义在波兰会见达赖后，中欧关系跌入低谷。然而，寒意仅仅只笼罩了一个多月，中欧在相互认识与再认识过程中，就跨过了低谷，正如钟摆疾速掠过低点一样，一切又朝着更富有成效的关系发展。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