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中明知推定的双重体系位置

犯罪故意的规范构造由"认识"与"意欲"两部分内容构成,已成通说。但是,故意的体系位置,却存在巨大的争议:因犯罪论体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体系位置,即使采取同一犯罪论体系,故意的体系位置也存在巨大的争议。明知型犯罪作为直接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在违法性判定中,排除了错误理论的适用空间,是一种一致的主客观对应关系之犯罪类型;在罪责的判断中,提高了罪责的程度,等同于"意图"犯罪中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基于此,在明知型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对行为对象不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认知,则否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若行为人对行为对象没有意图的犯罪的中"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则行为人对其行为不具有罪责。     

目击证人心理面孔重建与认知脑电位检测法探析

提取目击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面孔记忆是一项困难的工作,由于证人在识记面孔时有多种影响因素,在提取和再认记忆时又会有各种认知因素的影响,导致面孔心理重建的失真。因此,从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影响心理重建的因素,并用最佳的手段提取记忆,可以使面孔重建的可靠性最大化。     

警察对影响目击证人辨认结果可信性因素的认知

影响目击证人辨认结果可信性的因素包括估计者变量和系统变量。侦查人员对影响目击证人辨认结果可信性因素的认知程度与辨认过程的组织、辨认结果运用紧密相关。从调查情况看,当前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影响目击证人辨认结果可信性的相关因素缺乏必要的认知,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以减少错误辨认的发生和对错误辨认结果的运用。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理论证成——基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

在过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中,基于心理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在确定是否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过程中,责任主义不能让位于预防主义,行为人本身是否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该问题的探究,又必须依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从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两个角度来评判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包括对规范(行为构成)的认知和对法益的认知;在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中,道德发展进程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从这些方面进行辨析后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有限度地调低,总体上是符合心理学发展规律和责任主义刑法观的。     

心理学视野下的刑事辨认规则解析

辨认对侦查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辨认的准确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辨认过程中要提高辨认的准确率，必须遵循混杂辨认规则、说明规则、禁止暗示规则、分别辨认规则、保密规则、制作笔录规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我国的刑事辨认规则应进行如下修正：让不知情的人主持辨认，告知辨认人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在也有可能不在队列中或照片中，按顺序呈现辨认对象。     

刑罚可罚视域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以罪制刑意为犯罪凸显的主观恶性决定行为人应受合理的刑罚惩罚,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成为评判行为人对社会化的维持及其良性发展的蔑视或漠视程度的必需因素。以损害原则、危险原则、主观罪过原则为考量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基本手段,成为约束包含定罪与量刑的广义上的刑罚惩罚行为的正当合理原则。犯罪危险性人格与人身危险性的发展及其相互替代都是一种预测主义思维的滥觞恶果。人身危险性测评的准确性是一个有待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发展的问题,其在当下的正当应用只能投向于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预防措施及其改进的路径上。     

论行为人的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以激情犯为视角

刑法学中激情犯的概念应当与犯罪学中的概念保持一致。激情犯罪分为以社会激情为类型的激情犯与以反社会激情为类型的激情犯,二者所反映出的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与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在量刑时应区别对待。与此相应,也可以将普通犯罪中行为人的情感因素分为社会性情感与反社会性情感,在以社会性情感为类型的犯罪中,可以对行为人在量刑上予以减轻,而在以反社会情感为类型的犯罪中,对行为人一般不予减轻处罚。具体到操作层面,则需要将行为人的情感因素外化为各种量刑情节,从而进入规范的量刑程序。     

犯罪目的的存在范围

行为人产生对危害结果的放任态度,是因为行为人追求特定目的的行为意志处于主导地位,排斥不利于实现目的的因素,因而行为目的从属于追求意志,而非属于放任意志;犯罪目的处于犯罪意志层次,但并不都属于犯罪意志因素,有些超越了犯罪意志因素;不管是对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逻辑分析,还是考察行为人放任态度与目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都能确定,目的犯中不存在间接犯罪故意.     

从业禁止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从业禁止制度,以遏制行为人再次实施与特定职业相关的犯罪。从业禁止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因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而实施犯罪且被判处刑罚,适用的根据是基于行为人的犯罪情况,在其刑罚执行完毕或假释后仍有预防其再犯罪的必要。适用从业禁止的决定机关是人民法院,对象是被判处刑罚且有再犯可能性的特定犯罪人。禁止行为人从事的相关职业应以国家职业分类中细类为原则,以中类为限,以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     

共同犯罪中的身份犯问题研究

所谓身份犯是指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求自然具备特殊身份或者刑罚的加重减轻以具有特殊身份为前提,理论中身份犯包括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在这种情况,行为人只有具备特殊身份才构成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主体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而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对犯罪的定性不产生影响,只对量刑有影响,在这种情况无论行为人是否具备特殊身份均不影响犯罪成立,例如诬告陷害罪无论行为人是否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身份不影响犯罪成立,但是该身份是从重处罚的依据。     

执行人员对目击证人辨认结果的影响及规制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之下进行。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为了消除辨认过程中执行人员对辨认人的暗示性影响,应由侦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主持辨认过程。英、美等国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确立了辨认中的双盲规则,较好地保证了辨认结果的准确性。中国的辨认制度应当以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根据,修改由侦查人员主持辨认程序的规定,确立辨认程序中的双盲规则。     

执行人员对目击证人辨认结果的影响及规制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之下进行。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为了消除辨认过程中执行人员对辨认人的暗示性影响,应由侦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主持辨认过程。英、美等国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确立了辨认中的双盲规则,较好地保证了辨认结果的准确性。中国的辨认制度应当以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根据,修改由侦查人员主持辨认程序的规定,确立辨认程序中的双盲规则。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     

被害人角色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两个必不可少的主体,在被害人的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往往将罪责归属于行为人身上。现行的刑法理论在探讨犯罪时也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角色。在众多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对风险状况的自愿介入和在犯罪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理论的深入思考及其对犯罪形态的影响,力应求明确被害人角色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赋予其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体系中去,形成三元化的犯罪评价格局。     

符号互动理论视野下的仇恨犯罪原因探析

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我国的仇恨犯罪并非由宗教差异及宗族歧视等极端的社会矛盾引发,而是源于普通的社会矛盾。在仇恨犯罪发生之前,行为人往往处于冲突当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行为人将冲突理解为偏见、歧视、侮辱、嫉妒等。受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行为人产生仇恨情绪,再加上我国传统复仇文化的刺激以及正当复仇途径受阻,最终导致了仇恨犯罪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不良互动是触发仇恨犯罪的重要原因。     

贩卖、运输毒品罪中对象认识错误的司法认定

具体的对象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行为人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应区分"概括的故意"和"确定的故意"认定其量刑情节。抽象的对象认识错误,不阻却犯罪性质的认定,但影响到其犯罪形态。对于将毒品误认为是合法物进行贩卖、运输的,在排除行为人对毒品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后,一般不成立犯罪故意。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简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     

“被害人研究”在侦查实务界的实践与应用——对“三定侦查法”之“被害人研究”课题的探讨

刑事司法中,对被害人研究的关注早在我国宋代便有记载。"被害人研究"是"三定侦查法"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定性质"范畴,并贯穿于整个"三定侦查"体系。被害人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一是可以推断案件的起因和背景,发现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解读犯罪行为人;二是可以推断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和惯技行为,为案件串并提供帮助;三是可以更好地预测犯罪行为人下一个最可能的侵害目标,对侦查破案及安全防范均有益处。被害人研究应该重视被害调查研究,重视被害预防研究,重视人才培养。     

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本罪的修正

非法集资单位犯罪的认定上,需要重点把握"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是否归属单位"这两个要素,二者互为表里构成了单位犯罪的认定根据。"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防止以下三种倾向:唯结果论、仅凭行为人使用了诈骗方法或仅凭行为人的供述就认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反推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该目的有无也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分关键。而网贷平台若突破纯信息中介的性质定位,则易向集资犯罪异化。《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加重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处罚,符合惩治该类犯罪的现实需要。     

“成瘾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成瘾”是行为人由于反复或者过度从事某种行为而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行为人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即为“成瘾”犯罪。成瘾犯罪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因此，对其预防也应从多方面入手。精神行为障碍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成瘾”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大小将决定其刑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