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控烟领域履约机制的反思及对策

我国的履约机制与《公约》的要求密切相关。本来,2011年就应该全面达到《公约》的要求,但现在做得还不够好,国内立法和《公约》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烟草控制的伦理价值很高,《公约》的目标是人类健康,控烟的目的也是健康,二者高度统一,所以我们应该关注健康。如果仅仅是用履行《公约》这样一项履约义务跟行政机关讲,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义的角度都很难令其信服。如果跟行政机关讲目标是健康,行政机关更容易接受,甚至烟草企业在健康的标题下也不敢贸然行动。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批准并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实施机制研究日益重要,而国际条约的实施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人权公约的实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体制背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由缔约国报告制度及其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评论构成。公约的实施机制具有单一性、逐步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公约实施机制推动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但是只有完善其保留制度、协调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冲突,才能提高公约实施机制的实效性。同时,国际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内转化立法是中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的重要途径。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我国自签署、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一直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将公约内容转化为我国国内法予以实施。对公约的转化适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但是与公约的规定相比,我国的反腐败立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我国应依据公约的规定加强反腐败立法,逐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构架了一座桥梁。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应履行《公约》所赋予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服务。它要求我们加强对《公约》的研究。本文从我国法律、特别是我国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所存在的冲突进行探究,揭示我国刑法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更好地利用《公约》为我服务。     

哈尔滨市控烟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为了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哈尔滨市制定并通过了《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目前,在控烟执法工作中还面临着关于烟文化的旧有社会观念,控烟条例中有些条款欠缺可操作性,在控烟执法体系中,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执法主体之间的协助合作规定不足.对此,应当积极地扭转社会观念,完善条例内容,加强执法主体之间的监督和合作,真正将控烟立法落到实处.     

“休眠”的地方政府规章——以《立法法》第82条为重点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2条扩大地方政府规章立法主体的同时，也大幅度收缩了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该条第六款不但限制了地方政府规章权利义务规范的创设权，同时架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授予的立法权限。地方政府规章还受到禁止重复规定、多重备案审查、严格司法审查等诸多程序性限制。对立法权限的严格控制，正使地方政府规章丧失其灵活、敏锐的独特优势，步入休眠状态。为了保证不打破地方政府规章的“休眠”状态，地方立法者更倾向于保守的立法态度，或寻求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地方政府规章的替代。为了防范地方政府规章“休眠”引起的法律风险，必须尽快从实体规范和立法程序两个方面促其复苏，以回应日益高涨的地方立法需求。     

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构架了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的一座桥梁。中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要履行《公约》所设定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打击腐败犯罪服务。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对《公约》进行深入地研究,从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存在的差距着手,找出冲突所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得能更好地适用《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大瑶山团结公约》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大瑶山团结公约》是建国初期金秀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得到中央认可的新石牌,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性质,是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立法的起点和成功典范。对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死刑立法的影响(续)

三、我国死刑立法与《公约》之差距及其改进能够彻底废除死刑当然是对《公约》的最充分履行。但是 ,目前我国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但我们不能因为死刑保留的正当性而滥施死刑。我们应该极为谨慎地进行死刑立法和决定死刑的适用 ,通过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一步步朝着废除死刑的目标接近 ,只有如此才能贯彻《公约》的精神和规定。反观我国死刑立法 ,虽然与《公约》死刑立场及死刑国际准则基本一致 ,因而大方向值得肯定。但是 ,从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来看 ,前进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 ,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 ,6 我们还不能太过乐观。笔者以为…     

判决—规范:地方性立法的司法输入——以京津冀区域性立法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如期形成,就地方性立法而言,应以经济纠纷事实为导向,细化实施性立法;以经济秩序重构为指向,加快回应性立法.以地方区域法治为方向,发挥自主性立法;通过习惯风俗入判、司法判决固化习俗、区域司法合作等三项原则,严格立法权限代理制度、建立法律冲突裁决制度、完善规范清理制度体系,建构司法型立法体制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后体系时代"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公共契约精神的解放.充分适用中央立法授权,建立司法型立法模式,授权判决型规则产出,从立法供给侧改革,全面落实"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推动法治秩序的善化     

论中国对《登记公约》的适用——以《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为中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空间物体射入外层空间,登记制度和《登记公约》也日益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作为《登记公约》的缔约国,为了更好地履行公约的义务,并维护我国作为发射国的利益,发布实施了《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目前我国的空间立法研究还很滞后,而《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唯一存在的两部规章制度之一,它的存在证明了我国空间立法能力,而且为以后的立法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论养老保障法治化

我国养老保障最大的问题是法治化程度低,法律法规缺少,法律规定不明确,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并存,政府义务履行随意性大。建议以创新性和实施性地方立法的技术形式,创制和完善政府义务履行、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服务需求满足、养老保险、法律服务援助、养老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制度,促进养老事业由特殊到普惠,养老产业由紧缺散乱到充裕规范,实现养老保障政府目标。     

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带来了国内立法完善问题.该公约关于洗钱罪的规定与我国《刑法》规定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以及犯罪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必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完善洗钱罪立法,使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与之协调一致.     

地方立法与“三法”的冲突与协调

地方立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部法律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地方立法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面对日渐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行政处罚权限不够用、行政许可空间不够大、行政强制手段不够使,已经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执行法律、处理地方性事务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新形势下,解决地方立法问题应该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完善立法监督程序、实行科学民主立法等基本准则,如此才能够有效地缓解地方立法与"三法"的紧张关系,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规范统一。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处理，采取的是立法化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缺位，以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加剧了立法化分权模式在实践中异化为行政化分权模式的危机，严重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行使。为此，应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分权制度，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分权规则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关系，化解立法化分权模式异化的危机。     

地方立法的冲突规范与秩序构建

地方立法权扩容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推动了地方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切实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言,法律规范的冲突难以完全避免。面对事权冲突、职权冲突与规范冲突,地方法治应当从场域秩序、主体秩序、效力秩序、价值秩序等方面统筹规范地方法律关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法治秩序,构建在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前提下的新型地方立法机制。     

论船舶抵押权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国内法律冲突为视角

由于《物权法》实施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物权法》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一致性,导致其在船舶物权制度领域存在着些许法律冲突,这些冲突在船舶抵押权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在相关法律适用中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冲突规则,尤为重要的是在立法领域,应通过修改《海商法》和《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船舶抵押权制度。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海外贿赂的立法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对海外贿赂中的犯罪主体、法人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缔约国将该犯罪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制。各国在将自己签订的反海外贿赂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时，都采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模式。我国在法律规制的方式上，应采用增设法条的形式，在法条的制定方面，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在《公司法》上明确控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