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当前我国网络问责的缺失与完善

网络问责,开辟了行政问责的网络视域,拓展了网络时代探讨行政问责制改革发展的理论视角。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大众性和异体性、分散性与集聚性以及便捷性和互动性。当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网络问责的效率,也严重制约了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加快治理和完善。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兼具双重属性,从宏观上讲是一种制度,而从微观上讲则是一种活动,其主要包涵主体要素、对象要素、客体要素、程序要素和结果要素。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面临着问责主体过于单一、问责对象含混不清、问责结果刚性不足、问责信息公开不够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当从扩展问责主体范围、明确问责对象权限、规范责任追究结果、推进问责信息透明等方面着手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党内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构成——兼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党内问责制是与行政问责制相对应,专门针对政党组织内部的问责制度。从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讲,行政问责离不开党内问责制,只有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配套实行并发挥作用,问责体系才算健全与完善。有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解读,从党内问责主体、对象、内容、情形、方式、结果、执行等七个方面分析党内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并对其构建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党内问责的制度逻辑与实践特征

党内问责制是党内自我监督和完善的重要制度,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党内问责制作为一个制度性体系,它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实现依赖于构成要素。确定谁来问责,保证问责主体的独立性;明确对谁问责,坚持问责对象的关键性;理清问责什么,增强问责内容的系统性;把握怎样问责,提高问责过程的规范性;明晰为何问责,增加问责结果的有效性。党内问责制需要在完善问责主体、对象、内容、过程、结果的基础上,立足实践,不断发展创新。     

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的实行

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杜黎明：构建问责制度 打造责任政府

一、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一些地区推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主体、对象、范围以及责任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公民问责的新思考：依据、价值与路径解析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着坚实的依据和独特价值。人民主权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民问责的理论依据，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其宪法依据。公民问责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行政问责的范围；问责热情高，态度坚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全面监督等。当前必须从加强公民问责文化建设、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等方面入手，促进公民问责的健康发展。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廉政问责多元参与机制的建构北大核心CSSCI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廉政问责程序可以从人民主权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善治理论等层面作出确证,同时也是提升廉政问责实效性的现实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廉政问责程序可以通过参与廉政问题的发现、廉政责任归属调查、廉政追责方式议定和廉政问责程序落实等模式来实现。当前要通过积极建构廉政问责程序的目标引导机制、任务分解机制、信息联通机制、衔接实施机制和能力建构机制等途径,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廉政问责程序的科学发展。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人大问责三人谈——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以食品安全问责为例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实践中运用得也多起来,但其主要是行政机关同体问责,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问责为何一直缺位？针对人大问责，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也有所讨论。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人大问责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人大如何问责？我们期待理论和实际工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完善行政问责程序的思考

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问责启动程序还不完备,处理程序也不健全。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对于有效发挥行政问责的监督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上,要完善受理与立案制度;在问责的处理程序上,要完善调查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