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监督机制 防范权力腐败

为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当前,通过加强监督,防范权力腐败,必须要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反腐措施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公共权力被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公共权力的性质、特征决定;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传统用人制度的影响;体制转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反腐败应采取的措施有:加强监督;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制度反腐;民主治腐;教育与惩治并举。     

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导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抵触。在本质上,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是公共权力发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它经由权力递延化和权力期权化,进一步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重视利益冲突,为我们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及其综合治理机制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必然性，但腐败泛滥却仅仅具有可能性，腐败泛滥在于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只要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一定能够制止权力腐败的泛滥，使权力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要想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就必须采用以民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四位一体的综合制约机制，其中以民主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关键，以法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本措施，以德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心理机制。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从公共权力泛化看我国腐败的治理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来谋取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防止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就我国而言,应从廉政教育、薪酬制度、监督机制、法治建设等四方面着手,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不想、不必、不能、不敢通过公共权力泛化去腐败,最终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创新遏制权力腐败的机制

要遏制和清除腐败,必须创新遏制权力腐致的机制：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启动建立道德约束机制。     

规范公共权力运作是预防腐败的关键

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因此,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对预防腐败至关重要,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防止公共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二是避免公共权力行使的集权化;三是杜绝公共权力运用的私利化。     

试论权力与腐败

权力具有双重性 ,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也可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 ,权力发生扭曲就变成了腐败。因此 ,防止腐败应惩防并举 ,标本兼治 ,一是建立健全机制 ,二是加大惩处力度。     

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掌握公共权力者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人们实行起来在思想认识上还有障碍,并且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很不完善.对于思想障碍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根源上分析,提高认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树立现代公民意识;而监督机制则重在建设.要研究资产阶级多党制的利弊得失和苏联东欧政权变动的前车之鉴,结合中国国情完善我们的监督机制.     

反腐败监督体制理论与实践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对反腐败监督理论进行过一系列阐述,特别是列宁强调监督体制垂直领导,邓小平强调监督制度和法制,江泽民强调监督体制创新,这对我们研究和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必须改革和完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监督权力主体运行制度,改革和完善财政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有效地预防和制止权力主体对权力的滥用,把权力腐败遏制到最小限度。     

反腐败机构体系的模型研究

犯罪与犯罪防治机构是一对对应存在的社会现象.当前,反腐败机构的设置问题已成为国内社会的关注焦点,针对腐败犯罪的多资源性,建立包括国家专职机构、国际合作机构、辅助机构、市民公众组织与代表在内的犯罪防治体系将是有效的回应方式.本文尝试通过模型分析,阐述反腐败机构体系化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建议.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论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创新与构建

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是从根本上依法反对和防治腐败的基础。创新和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 ,必须构建权力制约的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并完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并完善权力监督的法律机制 ,必须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制化的组织保障体系。     

论加强公安特色监督理论、监督机制与监督体系建设——学习祝春林同志新时期公安特色监督工作讲话的感想

由于公安机关的性质、权力、职责等均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因此,其监督工作必须突出公安特色。我们应根据祝春林同志关于新时期公安特色监督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加强公安特色监督理论建设,建立有效的公安特色监督机制,加强公安特色监督体系建设,从而有效实现公安监督工作整体效果的最优化。     

解析期权腐败

期权腐败是新形势下腐败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新特点,是今后腐败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和方向。它时间跨度大,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危害性更大。我们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遏止期权腐败发生和发展蔓延。     

监察建议职权的内在机理与外在标准

监察建议是我国监察机关治理腐败问题的重要职权之一,《监察法》涉及的主要有四个条款,搭建了该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表现出公权性、合法性、治理性与程序性等特征。监察建议的类型化设置有两种路径:一是承前启后的承继进路,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进路。监察建议职权的本质是由对人监察向对事监督进行的适当延伸。在《监察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宜将监察建议定位成“末端治理”过程中的“前端治理”手段,用以发挥其防范、效能与衔接功能。按法教义学的建构方法,监察建议职权在具体运行上应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标准。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近来人们普遍的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问题则还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