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监督的政治和法治价值

法律监督的政治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议行合一制度及其所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法律监督的法治价值是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的实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严格遵守“诉讼等腰三角型”规则，正是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的基本要求。法律监督的实践价值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控制。加大法律监督是体现权力机关意志，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     

论中国语境下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的关系

通过法律具体化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定并加以实施一直被视作实施宪法的一种重要方式。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都是将规范要求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实施活动。表面看起来具有相似性,但是由于宪法特殊的性质、功能和价值目标,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不能划等号。法律实施规范前提的不足和法律实施的结构性缺陷让法律实施难以独自保证宪法实施的质量和效果。何况宪法实施所依靠的实施方式、路径是多元的,除了法律实施,宪法还依靠直接实施和政治实施来确保实施的全面性与效果。不过,以法律实施推动宪法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实施要以宪法价值、原则和精神作为指导,以保障基本权利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体制机制中更好发挥法治化实施路径中的主渠道作用。     

论公民平等权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国际人权的基本要求。保护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论述公民平等权的保障意义和现状,并提出保障公民平等权的责任制度。     

试论政府的宪法责任

宪法责任是宪法学的重要范畴 ,而政府的宪法责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追究政府宪法责任是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完善我国的政府宪法责任制度 ,制止政府的违宪行为 ,对保障宪法实施、建立法治国家、实现民主政治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宪法法治原则的司法适用技术

法治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使其发挥作用,必须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为若干项较为具体的适用技术规范。宪政国家积累的经验表明,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具体的适用技术规范:法治原则支持宪法的最高地位和违宪审查;法治是以宪法拘束公权为指向,强调法高于权力;法治原则确认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宗旨;法治原则支持保障司法独立和公正;法治原则支持法律的确定性和禁止溯及性立法;法治原则蕴含平等权或支持平等权的扩展实施。通过这些适用技术规范,法治原则的内容得到了充实,法治原则便于认识和操作,法治原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法治原则的生命力得到实现。     

人大代表的义务

1、规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被庄严载入宪法。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宪法和法律具有极高的权威和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有近290万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许多人是立法的直接参与者,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宣传和执行法律,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人大代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对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治意识,推进依法     

论人权的司法救济

法律所保障的人权是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结合 ,现实的人权即法律上的人权。诉权是法治社会的第一制度性人权 ,人权的司法救济以宪法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对人权的司法救济要求扩张诉权的内涵和外延 ,使诉权在宪法面前能够与国家权力平等。     

宪法司法化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既然是法律就应当在司法领域中加以运用,这就涉及到宪法司法化的内容。宪法司法化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宪法司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发展的趋势,我国也有适用的必要性。     

刍议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现代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中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是法律之法律。宪法监督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的基础与核心。我国的宪法在经过了多次的修订后,虽然其宪法监督的制度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但在总体上尚不够完备,还需要进一步的法定化、制度化、程序化,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笔者试从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进行探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针对有关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宪法实施。为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要明确宪法和法律的关系,要大力宣传宪法,培养和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治精神,强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要健全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建立违宪追究机制,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以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治湖南建设进程中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成我省亟需破解的一大民生问题,也是我省法治建设的重要示范窗口。从法治角度审视,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法律实施监督不力等问题。因此,搞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顶层设计,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多措并举,从源头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是提高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的根本之道。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实施模式不同,宪法审查并非中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中国司法机关不能根据宪法直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作为有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这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实状况,但不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全部。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宪法更像一个政治纲领式的宣言,更多依靠政治化方式实施。伴随着法治化进程,中国的宪法实施逐渐由单一依靠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推进、相互影响的双轨制格局。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现为执政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而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则是以积极性实施为主、消极性实施为辅的多元实施机制。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双轨制,可以为描述中国宪法实施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某些重要事项必须留给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目的是约束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并在客观上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裁判;然而,宪政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即使是立法机关的权力本身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宪政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普遍确立正是主要基于对立法权滥用的矫正;而我国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思路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承认了立法权本身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从法律保留到宪法保留,是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立基于对多数决暴政的恐惧和对有限政府理念的信奉,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宪法一手承认人民基本自由权利,而法律的另一手却又予以剥夺的弊病。     

简论我国区际私法中的间接管辖权问题

间接管辖权,是国际私法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时最为常用的审查标准之一.间接管辖权实质是一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之时.用以判断外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否适当的一种程序性规则.区际私法也涉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因此考察区际私法中的间接管辖权对于区际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样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甚为复杂的区际法律冲突情形之下.考察我国现有的区际安排实践,采取多边区际安排形式来规定我国的区际间接管辖权问题较为理想.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法治化

市场经济为各主要国家所采用,通讯、运输和信息等革命性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在各国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组织间合作进一步加强、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急遽增加等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对列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具直接作用,其进入内国法具有高层次、具体化、强制性的特点。这从世贸组织的实践可窥一斑。国际规范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从而导致列国的法律规范、执法原则和标准以及法律价值等不断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又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制度逐步达到法治社会的要求,即全球法治化。     

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完善路径

我国宪法紧急状态确立了立法机关保留、法律优先原则、要式职权行为、比例原则等法定实施标准,但在实践中,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包含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非常措施,且专门的紧急状态法缺位,导致国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面临困难,紧急状态下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非常措施缺失,基层实践中出现以应急状态之名行紧急状态之实的争议。完善国家非常状态法治建设,关键是加强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工作,当前,紧急状态立法应遵循上位法、关系法、平衡法的原则,宜采取一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渐进模式。紧急状态宪法实施需规范行政职权行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答复法律询问等职权。     

法治视野下的公安行政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存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程序上,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习惯在法治呼声高涨的社会中很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关注和研究公安行政执法程序问题,解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上的困难,从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性训练,完善法律规制以及发挥调解、听证等程序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着手,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法治要求。     

The Reconstitution of Law in Local Settings: Agency Discretion, Ambiguity, and a Surplus of Law in the Policing of Hate Crime

An important yet poorly understood function of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is the role they play in distill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meaning of legal rules to frontlin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how police and sheriff's agencies in California collectively make sense of state hate crime laws. To do so, we gathered formal policy documents called “hate crime general orders” from all 397 police and sheriff's departments in the state and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determine the aggregate patterns of local agencies' responses to higher law. We also construct a “genealogy of law” to locate the sources of the definitions of hate crime used in agency policies. Despite a common set of state criminal laws, we find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how hate crime is defined in these documents, which we attribute to the discretion loc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possess, the ambiguity of law, and the surplus of legal definitions of hate crime available in the larger environment to which law enforcement must respond. Som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ake their cue from other agencies, some follow statewide guidelines, and others are oriented toward gaining legitimacy from national professional bodies or groups within their own community. The social mechanisms that produce the observed clustering patterns in terms of approach to hate crime law are mimetic (copying another department), normative (driven by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bout training and community social movement pressure), and actuarial (affected by the demands of the crim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paint a picture of policing organizations as mediators between law‐on‐the‐books and law‐in‐action that are embedded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with other departments, state and federal agencies, professional bodies,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community groups. The implications of an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 perspective on law enfor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existing sociolegal research on policing, regulation, and recent neo‐i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on law.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