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四评《金瓶梅》

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当作“淫书”,但是也有人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而它的外文译本,则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世界文学的财富。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评价《金瓶梅》的呢?“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金瓶梅》被小范围解禁,这还是毛泽东拍板的呢。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毛泽东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还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     

谁来监督媒体

本文的标题是从上海《新民晚报》(1998年4月14日)上的一篇文章那里借来的。这篇文章严厉谴责了前不久流传颇广的一则假新闻(某大导演口出狂言:只要有钱,中国人也能拍出自己的《泰坦尼克号》),认为“有人说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并由此发出疑问:“对‘无冕之王’的‘超水平发挥’,应该由谁来监督呢?”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这个不成其为问题、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的问题提出疑问。     

智慧的喜悦──哲学随笔录

智慧的喜悦──哲学随笔录朱铁志两个月前，我写过一篇《不“追星”让他们追什么》的杂文，为一些情感无以寄托的少年朋友鸣不平；也对我们这些为人兄长的“新闻界人士”进行反省。我以为，少年“追星”是以新闻媒介和某些企业家“追星”为前提的，“三位一体”构成了这般...     

寻火“飞蛾”宜猛醒——试评《我是飞蛾》的思想倾向

发表在《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叶文福同志写的《我是飞蛾》一诗,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指出,这是一首倾向十分错误的政治诗,诗中运用象征手法表现出来的思想、情调是不健康的,有害的。也有人说,这是一首歌颂为光明献身的寓言诗,诗的主调是激越的,富于启发性的。到底怎样看待这首诗,才算符合它的实际呢?     

毛泽东谈自己的诗词

毛泽东很 喜欢诗词,其诗词作品气魄之大、意境之深、文字之美、语言之精确,颇令行家称道.但他自己却认为不尽然.1966年6月,他在“西方山洞”(即韶山滴水洞)居住时,韶山同志因当时未找到他1959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求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对其诗词作品的解释,他也不求一改.《七律·到韶山》中有“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有人解释“黑手”指的是反动派,有人解释指农民.对此,我于1966年,趁郭沫若同志陪客来韶的机会,特请教过郭老.郭老说:“1961年出版毛主席诗词英文版时,我曾问过主席,‘黑手’到底指谁,主席回答‘黑手’指反动派.同时,我还问过主席,是否要同时出一本主席诗词和统一解释的     

拒绝与廉洁

“拒绝”这个词挺生硬的,一点也不温柔。何谓“拒绝”?《现代汉语词典》上释为“不接受”。“廉洁”呢?简单通俗地说就是“不贪占”。 从上面对“拒绝”与“廉洁”的诠释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凭直觉我斗胆断言:廉洁者,必须包含拒绝;不拒绝,就不能廉洁。 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充满了诱惑,金钱的、美色的、物质的、精神分……等等,无一不对人们闪着世俗的媚光。面对种种诱惑,有人拒绝了,也有人接受了。我以为,     

文艺创作的“远”与“近”

这几年,有人主张,文艺创作要离开现实矛盾远些,越远越好,作品才能“传世”、“不朽”。这种看法,固然是出于多种原因,却值得商讨。我以为,一部作品的好坏、成败,不决定于取材的“远”与“近”,关键在于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就拿《红楼梦》来说吧,它写于所谓“乾隆盛世”,反映其时“盛世”表面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它所以成为一部闻名中外的文学杰作,正是由于曹雪芹敏锐地感到时代风雨来临,从其熟悉的现实生活出发,准确地把握了现实矛盾与时代特征。因此,它的不朽、传世是同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分不开的。再说鲁迅的《阿 Q 正传》,它发表于一九二一年     

知识是个人奋斗得来的吗?

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怎么来的?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好象是解决了,实际上又没有解决。比如,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我学得的本领是我刻苦用功得来的,书本摆在那儿,没有个人的努力,它也变不成自己的本事。再说,同是上学,还有人留级;同是毕业,还有人考不上学校呢。”“学点知识不容易,真象古人说的,十年寒窗苦呀。”——这是说,知识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有人说:“知识哪儿来的?家庭供我读书学来的呗。”——这是说,知识是父母给与的。     

还有多少“文化节”在劳民伤财

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见一县电视台又在广而告之,说它们的政府又要举办一个遍及中国半壁河山的什么文化节。自从《刘邦文化节是什么节》和《嫦娥奔月20000周年纪念》等文章在《人民日报》、《杂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和转载后,我就以为这类名声不佳的“文化节”已成为过街老鼠,只有人人喊打的份了。然而,正是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偏偏有人喜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喜欢这类“文化节”呢?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画家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撰写的两本人物传记《笔下千骑》、《徐悲鸿的故事》以后,常有朋友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这报社的记者,怎么忽然写起了画家?是不是今后要一本一本地写下去?”回答这个问题,真是简单而又复杂。我写     

巨人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中苏两个大团、两个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结下了不平常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折射出中苏两党、两日之间的许多恩恩怨怨、去非曲直。“一生写过三批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曾经坦言“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解释三篇文章写作的深层背景说：“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当时欧战爆发，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寿辰…     

尴尬的“历史剧”

原本以为自己对“历史剧”的概念(或曰定义)尚有一定的认识,大体上讲,作为历史剧,当是用“剧”的形式来叙述历史,它要求艺术的真实应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可是,看了电视剧《走向共和》(以下简称《走》剧),却将以前这一“概念”戳打得稀里哗拉,被编导们称作“宏大叙事”的历史剧,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据说,为了合作这部历史剧,剧作者“读的书横排在地上有三、四米长”,照此说来,大概其历史真实性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而实际情形怎样呢?2003年5月7日《文汇报》刊登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专门研究李鸿章已有二十余年)贾鸣先生《走向共和硬伤》(以…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     

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性质辨析

关于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的性质问题,是我党创立时期的一个难解之谜。过去,论者仍大多将它解释为中共“一大”前的准备会议。1992年,我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一文中曾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认为这次会议不是中共“一大”以前的筹备会,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改组会议。后来,有人又发文章与我商榷,仍然坚持“三月代表会议”属于党的代表会议。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呢?这里,我想依据一些材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     

这首小诗不是彭德怀同志所作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这首小诗(以下简称《小诗》)已为人们所熟知,它深刻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由于“左”倾情绪体现在生产上的“浮夸风”、“瞎指挥”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忧虑心情。关于它的作者归属,近年来多数人以为是彭德怀同志。比如,近年来不少高等院校在党史教学中讲庐山会议有关问题或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都把彭德怀同志写《小诗》作为他倾听群众呼声的典型例证。郑德荣、朱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在大跃进一节写     

庸师“杀”人

针对教师的现状 ,我曾写过一篇《谁来实施素质教育》的随笔 ,文中对教师素质忧心忡忡。文章写好后 ,寄给几位当编辑的朋友 ,他们表示文章很好 ,但又担心话说得有点重 ,请我改一改再发。我理解朋友们的心情 ,我本身就是一个中学教师 ,现在还在中学任教 ,可以说对中小学的情况一清二楚 ,有些问题我本身也存在 ,把它们指出来 ,有什么不可以呢 !因而也没有按照朋友的意见修改 ,这篇文章除在《本溪晚报》见报外 ,再也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教育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我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我知道不但庸医可以杀人 ,庸师也可以杀人。庸医杀…     

游阅江楼记

戊子年正月十七日,受南京的朋友之邀去看阅江楼。滁州离南京很近,去得很多,玄武湖、中山陵、雨花台、灵谷寺等处,多年前就已去过,但这个阅江楼,倒是第一次听说。然而又想想,以前读过《古文观止》,其中似乎有一篇叫《阅江楼记》的文章,谁写的,记不太清楚了,楼在哪儿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个阅江楼呢?     

杂文与评论

杂文,是一种边缘性文体,是说理与形象相结合的一种体裁。瞿秋白为鲁迅杂文选集作序时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里以论文为中心词,杂文是论文的一种具有文艺性特点罢了。也有人提出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这似乎又前进了一步,文艺(诗)与政论平分秋色,但很难给它定性和归类,也给创作和理论研究带来困难,有人把它当作评论来写,有人把它写成诗。而鲁迅自己的意见呢?他在给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时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     

关于《共产党宣言》“红线”的探讨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纲领性的光辉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1983年为止,它在全世界已经用110种文字出版了1000次以上,可见传播之广和影响之深了。学习《宣言》,首先要弄清它的基本原理,尤其是贯串全书的核心思想或“红线”。《宣言》的“红线”是什么呢?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贯串《宣言》全书的一条“红线”①;也有的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贯串整个《宣言》的一条“红线”②。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皖南事变》的历史真实性何在?

黎汝清在《关于‘皖南事变,创作经过答编者问》中说;“我在1964年9月,开始写提纲,便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我自认为弄得一清二楚才动笔却是实情。”还说:“……我有充分的信心,我觉得皖南事变不存在难以解答的问题。”并说他创作历史小说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标准是“实事求是。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历史研究人员,只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幸存的一员。《皖南事变》小说看过两遍,有几个问题不敢与作者苟同,特提出来向作者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