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格局:三秩并行——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为例

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以来的中国农村,一直面临着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挑战。税费改革后,政府试图以项目加资金的方式为村庄注入发展活力与构建秩序,可在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文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乡村社会产生了多种行动逻辑。本文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试点项目为例,探讨了不同的社会主体的行动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新格局: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沿着自己的行动规则,三种秩序并行于乡土社会。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乡村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的支持,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道德上的号召力和人格上的感化力都比其他阶层具有较大优势,乡村知识分子对于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基层政权由士绅阶层掌握,士绅阶层在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乡村的实际管理者,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士绅阶层退出基层管理,演变成了乡村知识分子群体.随着近年来基层民主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因此研究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治安维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很有必要,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和经济地位,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城中村征地拆迁中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及其生成逻辑——以西安市Y区Z村征迁事件为例

村干部在城中村征地拆迁这类利益密集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数研究都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内讨论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的分析框架,对西安市Y区城中村Z村征迁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事件中梳理出村干部具备的四个身份:地方政府"代理人"、征迁过程中的"谋利者"、村民"当家人"、钉子户"游说者",其生成逻辑来源于村级组织官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村干部的互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以及村干部自身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对村干部多重身份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基层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对江西省4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4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县、乡政府的具体行为及其运作过程、实际功能,探讨了村委会民主选举中基层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作者认为,县、乡政府在推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承担了近于"全能"的多重角色,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还是"监督者",其行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不如说是被动、应付的.因此,要真正推进农村民主自治,不仅要有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还需要有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促进.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分析

"后疫情时代"是新型城镇化和疫情时期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经历变化的综合作用时期,在此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成因复杂化、群体集中化、影响社会化等特性.由于行政力量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追求决策理性化和利益最大化,逐渐显现出社会性链接薄弱、情感性疏导缺乏和专业性嵌入欠缺的局限性.而社会组织因其具备民间性、组织性、专业性和志愿性,使...     

嵌入性视角的城镇化动力模型及实现路径分析

基于嵌入性理论,从结构、政治、文化、认知的嵌入维度分析城镇化发展现象,总结出嵌入视角城镇化发展有5种动力,即农村经济主体追求社会适应力、技术进步推动力、制度变革动力、农村经济结构匹配产业结构变革、政府有序推进。在这几种动力作用下,嵌入性视角城镇化中人本城镇化的实现,城镇化科学规划的实现,城镇化的制度构建,协同发展城镇化的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融合等,是达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路径。     

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嵌入乡村社会之后,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党组织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决策者的角色一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多元、社会分层一度导致农村党组织的功能弱化,呈边缘化趋势。乡村治理要求农村党组织必须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政治参与的引导者、思想的教育者、社会秩序的调控者,方能发挥农村党组织应有的功能。     

基层代理人与规模治理:基层政府的社会组织化逻辑——基于上海市的治理经验

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带来市场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难题的增加。为应对流动社会的治理挑战,基层政府通过"差序赋权""组织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积极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培育成规模的、非政府治理主体的发展。研究发现,这些非政府治理主体实际扮演着"基层代理人"的角色,体现了基层政府的"规模治理"逻辑。通过与代理人的分利协议,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这些代理人实现社会的"规模治理",以减小和分配社会治理的组织成本及治理风险,并实现与流动个体的有效衔接。看似有效的"规模治理"过程与名实分离的社会组织化,既有其现实合理性,同样也存在着可能的政治风险。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三农与"三治"作为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而具有准公共品性质。1若以交叉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观点讨论乡村治理对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则可知:作为三农载体的乡村社区本身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据此认为:发展与治理密不可分;农村政策思想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运用整体性视角,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三农与三治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综合结构体系;通过活跃社会关系、提高社区成员嵌入性,可以缓解和转化基层社会累积矛盾、提高农村经济持久活力,进而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因目标差异造成的"零和博弈",改变国家信用投入在基层被"精英俘获"、导致破坏反而危害稳定的困境。